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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华野集中兵力歼灭徐州以东黄伯韬兵团。中野部署攻击郑州、徐州，钳制黄维等部，邓小平、陈毅指挥中野主力于10月下旬东出徐蚌线。解放郑州以后，陈毅、邓小平在同军委和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数次提出前出徐蚌线，攻击宿县问题。毛泽东也把攻占宿县、蚌埠作为中野主力的进攻目标之一。认为我军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汴徐线上打一胜仗”。显然，军委和毛泽东，陈毅、邓小平都把进攻徐蚌线各点的行动看做是战役牵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发现孙元良兵团开向宿县，即判断刘汝明兵团可能放弃商丘，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则可能缩回徐州，似有转入东援黄伯韬的迹象。所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上述敌情，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中心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势行动，并准备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后来，邓小平多次讲：“宿县是关键，占了宿县，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从军事理论上来讲，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帅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刘伯承在11月3日给陈毅、邓小平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表现了刘、陈、邓等前线指挥员认识战局的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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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2）
来电认为，敌重兵集团坚守徐州，其补给线只是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邱、刘两敌也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故来电请陈、邓切实考虑：只要不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这样，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予以攻击，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对我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极大。
邓小平、陈毅素知刘伯承多谋深算，来电所提建议与自己想法不谋而合。即斩断徐蚌线，当前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后方补给线，把敌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东援黄伯韬兵团的压力。最终目标是隔断徐州敌重兵集团与国民党南京大本营联系，彻底陷敌以孤立，最后徐图各个歼灭。夺取宿县，显然是“瓮中捉鳖”的要招。于是，邓小平和陈毅将所拟宿蚌地区作战方案上报军委，并电令粟裕等注意判明敌人动向，所得情况即告。
果然，邓小平等不久就收到了粟裕等人来电，据俘敌称敌有南撤企图，建议迅速破击徐蚌路。毛泽东综观全局，下定决心将“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大淮海”。他致电邓小平、陈毅等充分肯定他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至宿县附近寻歼孙元良，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这时，邓小平、陈毅和于10日急赴而来的刘伯承一起，研究了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敌人联系问题。11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命令，指挥参战部队连夜向宿县开进。12日，包围宿县县城。毛泽东对此举表示赞赏，认为“甚好”。随后，刘、陈、邓指挥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等，于16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宿县。与此同时，四纵等部占领固镇，控制了100公里长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刘、陈、邓指挥中野主力等攻占宿县，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使国民党军队内部为之一震。此后，国民党报纸评论说：“###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惟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这段话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邓小平等决策攻占宿县的战略作用。需要补充的是，这为把国民党军队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敌人军队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就垂手可得了。”这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过的话。时隔不到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
迅速抢占永城，造成关门打狗之势。
“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争地吾将趋其后”。这是《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一段话，意思是我军占领有利，敌军占领也有利的地带叫作争地。面临争地要趋赶后续部队快速进军。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关键时刻，永城，这个徐州西南90公里处不大的县城，则成为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
继攻占宿县之后，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中野主力于11月25日，将东援徐州的黄维兵团包围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等地，参战各部进入攻击前准备。这时，蒋介石急令徐州杜聿明集团和蚌埠之李延年兵团，取南北对进之势增援，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由于黄维强行突围未成，南北两路对进增援解围未果，蒋介石下定决心，令杜聿明指挥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约30万人，于30日放弃徐州，沿徐州至永城公路向西南撤退，拊我外翼，与李延年兵团协力救出黄维，再猬集南逃，退守长江。
永城东南、宿县西北约40公里处的小李家村，是当时总前委驻地。从11月30日深夜至12月1日凌晨，邓小平等正在作战室值班，传来了杜聿明率部向西南方向突围的消息。邓小平知道，蒋介石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加速了徐州集团覆灭的进程。因为从攻占宿县决策之日起，军委和毛泽东及刘、陈、邓就把徐州之敌视为囊中之物，准备在消灭黄伯韬兵团后发动江淮战役消灭该敌。如果该敌依托徐州工事固守，会使我军全歼该敌时日拖长，而现在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南移，时间仓促又处于无依托野战境地，这就为我军抓住该敌迅速歼灭提供了战机。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3）
对徐州之敌弃守南撤动向，邓小平等从粟裕等人来电和军委指示电中已有了解，他们也估计到黄维部死守，待徐敌南援，而徐敌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可能。当黄维兵团接近溃灭时，军委还估计到徐敌有向连云港或淮阴、淮安方向突围的可能。但是杜聿明声东击西，一面通过外国通讯社透露向连云港撤退企图，一面倾全力沿西南方向开去为黄维兵团解围。邓小平等深知，如果让杜聿明集团进占永城，顺涡阳、蒙城、阜阳一线继续南下，不仅该敌逃脱我精心运筹设下的战略包围圈，而且该敌将从我军侧后兜击，会同南面李延年等部南北夹击，黄维再遥相呼应，这样，敌6个兵团里外合应，陷中野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几十年后，身经无数次恶战的粟裕还不无担忧地对家人说：我一生指挥的战役中最紧张的就是这个时刻。
这时，军委发来急电，首先截住杜聿明集团，不让其西进或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坚决阻击蚌埠方向之敌，加速歼灭黄维兵团。即刘伯承后来比喻的“吃一个，看一个，挟一个”。根据敌情变化和军委指示，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迅速调整部署，及时作出堵截、阻击、围歼的具体计划。自然，当务之急是堵截杜聿明集团，封紧其南逃之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而当时，永城只有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守备。身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当机立断，打破平时由参谋人员与下级联系程序，超越层层指挥机构，直接要通三分区电话，亲自向分区司令员直接交代任务。使其了解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
据耳闻目睹这一非常情景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邓小平在电话中首先询问了永城守备部队情况，随后简洁地告诉对方：杜聿明集团正逃往永城的情况及其意图，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他严令对方：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接着，又加重语气：打到剩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住！再重复一次，我增援部队正日夜兼程往你们那里赶去！对方坚定地表示战至剩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敌人通过。
这支部队没有辜负邓小平信任和重托，终于顶住了敌先头部队一天多的猛烈进攻，直到我增援的大部队到达，迎头拦住了杜聿明集团西逃去路，阖紧了大门，陷其于插翅难飞的绝境。1949年1月6日，总前委指挥华野向被围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至10日全歼该敌，生俘杜聿明本人，实现了军委和毛泽东及总前委“关门打狗”的设想。
对敌实施“瓮中捉鳖”和“关门打狗”的战略，应当有足够兵力，因此，孙子讲要“围师必阙”，三十六计中，“关门捉贼”讲只对“小敌囚之”。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敌众我寡形势下“关门打狗”，与敌决战，表现了邓小平等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1月1日，身在淮海前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其中讲到第二野战军浴血奋战歼灭黄维兵团的惨烈战况：
“歼灭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野各纵伤亡达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人们至今还记得，在40多年前发生在中原大地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淮海战役，邓小平在指挥中原野战军等围歼黄维兵团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歼灭了黄维兵团，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歼击黄维为上策”。
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中野等在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承先启后的关键，是邓小平等争先走出的一步有惊无险的好棋。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成立后考虑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第二阶段战役目标如何选择。当时，对敌作战目标有三个，一是徐州3个兵团，二是蚌埠、固镇2个兵团，三是宿县以西1个兵团。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4）
毛泽东对徐州之敌最为关注，他主张在北线分割、围歼该敌，南线打包括黄维在内的3个兵团，并作了具体部署。粟裕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华野已经部署好，将集中全部兵力在北线打徐州之敌，并提出中野对付南线之敌。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认为，以中野、华野两个野战军实力，同时在南北两线进行两个大的歼灭战力所不及。从中原战场敌情看，北线徐州之敌鉴于黄伯韬兵团被围歼，猬集徐州地区，不易割裂，南线中有2个兵团行动谨慎，北进迟缓，只有黄维兵团骄横胆大，孤军深入。但其远道疲惫，远离后方，开来的3个军7个师中，强的只有3个师。所以，刘、陈、邓在11月14日就向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如黄维出永城和宿县，我集中8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11月19日，邓小平与刘、陈磋商后，接连起草电报致军委和毛泽东并粟裕等，全面陈述敌我双方情况，在知己知彼基础上重申，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
毛泽东等认真考虑了总前委意见，改变了原来在北线打或南北线同时打的设想，把第二阶段作战目标选在南线由蚌埠东进的黄维兵团。11月22日，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李延年兵团在蚌埠畏惧不前，而黄维在蒋介石封锁消息并再三催促下，继续冒进。邓小平和刘、陈经仔细研究，决定抓住战机，首先求歼黄维兵团。于是，邓小平又为总前委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