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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2)
然而,他们又共同遇到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边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讲,这次遇险连同和罗亦农接头的遇险,“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3。共同的欢乐和困惑。1929年7月至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告别了妻子,告别了周恩来,赶赴广西做统战工作。后来,和李明瑞、张云逸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身在上海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分外重视。1930年1月,邓小平回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即听取了关于广西地区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报告中,分四个时期,详细地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讨论会进行到最后,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性发言。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广西的斗争形势和邓小平的工作,并指出了广西省今后的工作。据有人考证,这位发言人即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后来,《军事通讯》上全文发表了这次汇报讨论会的记录,并发表编者按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对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党中央和军委表示满意,评价很高,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1931年初,邓小平又回到上海汇报工作,而这时,党的内部经受一次巨大的分歧和纠纷。1月,党中央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指导”下,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名,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结果,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周恩来处境艰难,他的想法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邓小平,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中央,表面上明显冷淡,不听汇报,不安排工作,实际上给红七军发去指示信,严厉地批评红七军工作,表示出对邓小平的不满。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是心中有数的。于是,他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这可以说是他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4个月后,周恩来也来到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4。同患难共甘苦。1933年1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一场全面推行与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开始了。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点名说邓小平等4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随后,对邓小平等4人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讨”。但是,邓小平等4人并未屈服,坚持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更加激怒了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接连几个月,临时中央、中央局派人坐镇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给邓小平等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邓小平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他的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是他政治上三次磨难的第一“难”。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3)
此时,周恩来虽然还在中央的决策层,但他的境遇也越来越困难。他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因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而取消,他提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反倒惹怒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结果,他负责前方的军事领导权也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上的组织工作。许多重要事情,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参与。这一时期,对于周恩来是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邓小平说是“跟着走”,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仅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周恩来及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的指挥。组织上改变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的职务,此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由于岁月的消逝,当年很多与会者已经忘记了会议的具体情况,有的已记不全哪些人参加了会议,如邓小平是否参加了会议。当然,邓小平自己记得是参加了会议,20多年后在遵义会议旧址不仅肯定了会址所在,而且指着房屋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说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后来这样讲: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周恩来基本上没在一起工作,有时是一起开会或互致电报,商定工作情况。
5。同负国务重任,共反高饶搞分裂。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在北京操劳国事。邓小平则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刘伯承、贺龙等主政西南。其间,周恩来起草过通知邓小平等赴京开会的电文,邓小平作为西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来到北京出席周恩来也参加的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
1952年7月底至8月初,邓小平奉调进京,对此,周恩来随后在8月6日至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上这样解释说: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亟需加强,并逐渐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员集中到中央工作。为了加强政务院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10日,周恩来以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面报告,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同一天,周恩来和邓小平商谈政务院工作。随后,他又在政务院第一四八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可以说,从这时起,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分担起政务院的部分重要工作。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定:周恩来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鉴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任务日益繁重,其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政务院又确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邓小平、陈云等5人领导。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夜晚,还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商谈宪法问题。6月下旬,周、邓两人共同主持了政务院第一八四次政务会议。由于工作繁重、紧张,来中央工作一年的邓小平累病了,身体虚肿、便血。毛泽东等十分关心邓小平的病情。7月5日,周恩来和朱德前往医院看望。回来后周恩来即函告毛泽东:小平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尚须静养数日,已告他好好静养。字里行间,体现着老领导、老战友的关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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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4)
邓小平奉调进京工作一年多,就遇到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出现和揭露,他和周恩来一起,经受了这次党内斗争的严重考验,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1953年6月9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决定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为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而高岗在饶漱石的配合下,错误地估计形势,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外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7月下旬,针对会议期间出现的问题,为了开好后期的会议并作好结论报告,根据毛泽东“搬兵”的指示,周恩来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7月底至8月初,陈云、邓小平先后回到北京。而高岗还是积极活动,据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高岗还找到陈云对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毛泽东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已逐步觉察高饶活动的不正常。他一再强调全党要加强团结。但是高、饶仍四处活动,甚至找到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家里去游说。对此,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严重警告。
1954年1月25日、2月5日,在高岗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后,邓小平和刘少奇同高岗谈话,继续对其进行帮助。2月3日,邓小平又和周恩来等同饶漱石谈话,对其进行帮助。2月6日,他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批评了一些人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
邓小平等在揭发和处理高、饶问题时表现出的坚定原则和正确方法,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在一届人大会议上,根据周恩来提名,邓小平和陈云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此时,邓小平已用极大的精力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所以,在10月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由于林彪还在养病,邓小平兼着中共中央秘书长,因此,他们不担任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和周恩来一起经常去毛泽东处开会,并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包括率代表团出国访问,陪同周恩来同外宾会谈。12月30日,周恩来致毛泽东信中,就全国各省市人民委员会、政协、省市人委会中厅局长名单中###员和非党员比例讲:“已将此情况告邓小平,并取得他的同意。”同时,周恩来也给邓小平同志个人去过信。如1956年1月,周恩来同陈毅商谈组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庆祝活动事宜,事后,他即致信邓小平,介绍商谈的情况。
这时,从党中央领导人的排名看,邓小平越来越走近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例如:
1954年7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0月22日,周恩来将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审阅。
1954年12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关于陈云主持大城市公私合营代表座谈会的情况。
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就美国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问题的宣传通知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5月7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在会上介绍参加亚非会议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6月24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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