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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后学高评 阐新译观点
竺法护为求得xìng情纯一，不食人间烟火味儿，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大约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后十年光景。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后来有一个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秽不堪，不久，水泉干涸了。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十分感叹的说：“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远枯竭，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那只有离开这里，另选取他处了。”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等到法护话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满满的溪水，清澈见底，法护高兴极了，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
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了结一段缘份后，去到了闹市长安，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勤奋jīng进。又跋涉西域，亲搜梵经。回国之后，往返于敦煌，酒泉，长安和洛阳，译经讲经，rì夜匪懈，于是，法护的美德善行，遍布天下，译经布经的声望，传及僧俗间。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译经传教活动，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最后于西晋末年，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染疾于渑池而终，享年七十八岁。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仿比晋朝的“竹林本贤”，以法护比山巨源（涛），其论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他说：“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上述评论，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恰当。
竺法护往来洛阳、长安、酒泉、敦煌之间，不辞辛劳的译经，前后经历四十七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
………【6、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yù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yù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xìng，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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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葛洪】………
葛洪（283～36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①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②西晋太安元年（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yù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③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chūn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xìng，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yù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⑤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yù求长生者，必yù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yīn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⑥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jīng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xìng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xìng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⑦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xìng、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370～371页，333页，375页，376页，53页，126页，272页，中华书局，1985年
………【8、杜预】………
杜预（公元222—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咸宁四年（278年）至太康五年（284年）闰十二月卒于邓县，镇守襄阳7年有余。这7年中，前3年围绕平吴战争，主要jīng力是在军事上建功立业，后4年施展政治经济才能，尤其是着力著述，以成“一家之学”，主要jīng力于“立言”。他是一位“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的军事战略家、儒将。
杜预在军事上成就卓著。他率军奇袭西陵，离间东吴君臣，使东吴在大军压境之际撤换名将张政而代之于平庸将领，削弱了东吴在西陵这一重要军镇的防守力量。他支持王浚东下，乘胜夺取建业，灭东吴，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在经济上，杜预也有突出的建树。对召信臣遗迹（“六门陂”）的修复，使民获利，民感其德，号曰：“杜父”；开杨口（在今潜江县治北、汉水南岸），使沔、杨、夏三水连接，改变了从江陵至襄阳“此无通路”，绕道数百里的问题。既“内泻长江之险”，又“外通零、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
在学术方面，他自称有“左传癖”。著有《chūn秋经传集解》和《释例》。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chūn秋左转注疏》即是杜预著，唐孔颖达疏。杜预好身后名，刻二石碑，记其勋绩，一沉万山下，一沉岘山下。并对属下说：“何知后代不在山上乎！”但此两碑至今尚未发现，成了千古之谜。；
………【9、裴秀】………
裴秀：字秀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出生于公元223年，死于公元271年，终年48岁。自幼好学，才华显著。年轻时在魏、晋朝做官，职至“司空”（相当于宰相），专门负责管理国家地图、户籍等。34岁便开始创立我国最早的地图编制理论“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有六条法则：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斜、迂直。
这六条法则运用时互为参考，综合运用，把地图的比例尺、方位和距离三个基本要素与自然界表象， 通过法则得以在地图上体现。
裴秀依据“制图六体”理论绘制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共十八幅，图上不仅绘出各诸侯、府县的政区， 居民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