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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结束后，俄国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对中国北方的控制，虽然巴黎会议上，德国承认俄国在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享有优势地位，但是维护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也是德国所坚持的。
在中国大一统的情况下，俄国在北方的地位问题还不是那么惹人关注，但是当帝国分裂后，长城以北地区分成三个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且都和中国的主体——中华共和国分离开来，如此就使得俄国在该地区的地位问题凸显出来。
1911年，俄国政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借口中国分裂的事实，宣称巴黎条约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的情况，进而向各国暗示：沙皇将在适当的时机兼并中国长城以北地区。
俄国的主张自然遭到日本的激烈反对，不过沙皇为了实现“黄俄罗斯”的霸业，在远东地区努力经营了十几年，岂能因为日本的反对而就此收手，两国矛盾随即升级。
这一次，英德两国都意识到俄日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一方面，日本的实力比甲午战后大大增强，尤其是海军实力远远超过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另一方面，随着北华铁路和俄国中亚铁路的并轨，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兵力投放以及后勤补给变得十分快捷方便，因此俄国从上到下都决心放手一战，从而使帝国在东方的疆域扩充到温带地区。（未完待续。。）
ps： ； ；最近对情节的构思反复考虑后，还是选择了以稳为主的策略，作者原本计划要加入布尔战争和英国干一场的，不过经过综合考虑，感觉变数太大，难以把握，所以还是直奔一战更符合德国的战略规划，也更容易把握。
第二百一十八章 十年（二）
德国政局在布尔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06年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动，瓦德西首相在年初因身体原因辞去首相职务，并在六个月之后因病逝世。
普鲁士保守党希望推举内政大臣萨姆索诺夫继任首相，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性安排。新首相人选中在国内呼声最高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长期担任外交大臣的比洛，另一个则是刚刚从陆军退役的戈尔茨将军。
比洛以充沛的精力不仅把份内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而且他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手段十分高明（这是德国外交部的传统）。1904年时候，他利用赫伯特的一次失误将后者挤兑下台，当时赫伯特已经六十多岁，他本人在年龄大了之后，酗酒的毛病有增无减，而且对于政治越来越缺乏敏感性，在这种情况下，威廉批准了赫伯特的辞呈。
比洛以他潇洒的外表，出众的才华，在议会各个党派中都拥有很高的人望，在帝国议会各主要党派均无法形成多数的情况下，他在当时似乎是唯一一个还可以协调各党派，使议会能够有效工作的人。
所以，瓦德西首相在弥留之际，第三次向威廉表达了希望比洛接替他出任新的帝国首相。不过，威廉还是没有点头答应。
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比洛不懂军事，而且也没有能力压制军方对政治的干预。而只有从军队中选出一个人，如同十年前的瓦德西一样。才有可能将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团结起来，不至于使之脱节。
在威廉看来，德国的外界环境依然很危险，任何一丝星火都可能打破欧洲脆弱的平静，一旦英法就某个问题达成对德国的一致行动，那么一场大战可能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情况下，威廉竭力推动颇有些政治能量的退役陆军上将戈尔茨将军出任新首相。
不过事情并不顺利，支持比洛的政党在选举人票上拥有较大的优势，这使得戈尔茨根本无法获得议会的提名。为此，威廉先是向比洛做工作。希望他放弃竞选。比洛回答道：“请陛下一定要尊重我的人格。”
“如果你觉得你拥有媲美俾斯麦的才能，能够驾驭得了那些蛮横的将军们，那么你就去竞选，否则就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外交大臣。在我能够遇见的未来。一场比三十年战争还要残酷的浩劫正等着我们。而你显然不具备在战争期间协调全国力量的能力。”
对于威廉的警告。比洛显然不以为意，甚至有些恼火。从小就是天之骄子，成年后事业一番风顺的比洛从未遇到过什么挫折。而且他本人虚荣心很强，根本听不进威廉的建议。而且即使认同威廉的看法，以他自负的性格来说，也是不愿承认自己的在内政方面的短板的。
当议会宣布推举比洛为新首相后，威廉颇有些心灰意冷，不过他知道现在不是妥协的时候，他果断宣布解散议会，然后任命戈尔茨为新首相，并宣布如果新一届议会不接受戈尔茨担任首相，那么就再次解散重新选举，直到能选出一个能够接受的议会。
按照普鲁士宪法，国王的确有这个权力，而根据历史的经验，当国王动用这一权力时，往往意味着大变局的来临。比如在1848和1861年的两次，前者迎来了革命，后者迎来了战争。
新一届议会对于威廉的任命依然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这导致政府的预算迟迟无法通过，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首相在协调无效的情况下只能宣布辞职，否则政府就难以开展工作。
这场政治危机最终是靠着威廉在议会发表的一番声泪具下的演讲得到圆满解决。“我和比洛私人关系良好，十年来，我的每次出访都是由他陪同，我对他的信任始终如一，但是想在的德国需要的是一位怎样的首相？他应该具备怎样的才华和能力？45年前，当俾斯麦站在这个台子上讲话的时候，普鲁士面临怎样的国际形势，为了达成德意志的统一他又做了些什么？想必这些往事大家都是了解的。现如今，我们的国际形势依然并不太平，一位深受军队爱戴的首相，一位能够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首相才是我们保持现下和平局面的最大保证。”
“十几年来，我在波茨坦近乎苦行的生活从未向世人提起，那么今天我就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早已没有任何吸引力，唯一支撑我生存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在我的有生之年，尽最大努力捍卫德国的文明、荣誉和财富，并为我们的子孙后辈创下一片足够他们生存繁衍的土地，获取我们的民族赖以发展和繁荣的资源。为此而已。”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尊重我决定，承认戈尔茨首相的政府，那么我还继续是你们的国王；另外一条就是，你们坚持你们的意见，那么我将不得不放弃我作为国王的义务，从此德国将成为英国式的议会制国家。”
……
威廉的演讲在德国乃至国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德国的新闻界和知识界普遍倾向于支持国王而反对议会，用一位著名政治评论家的话说：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帝，不能再失去国王，否则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说这句话的语境是在《尼采全集》刚刚出版的情况下，尼采在1898年逝世后，他的妹妹经过几年的工作，把遗稿整理好的遗稿统一交给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出版，欧洲学术界随即掀起了一阵尼采热。
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哲学和宗教氛围浓厚的德国人来说，上帝便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尤其对于南德地区的天主教徒更是如此。所以当尼采发出上帝已经死了的疾呼，人们不禁要问，上帝已经死了，人类何以维生？
幸好，我们还有国王，所以如果国王再没有了，这日子真就没法过了。（从终极的意义考虑，人类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他往往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叔本华语），但是上帝的出现为这种无意义的生命赋予了意义。彼岸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在世纪之交由于各种学术思潮的出现，比如社会达尔文思想，使得人们对上帝开始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疾呼，他的意思是人们自己放弃了上帝，这将不可避免的走入虚无主义的死胡同。基督教和神学类似中国的佛教和佛学的关系，其实是两码事。）
在舆论的压力下，议会各个派别均发表公告，表示承认威廉国王对戈尔茨首相的任命是有效的。
戈尔茨上任后果然没有让威廉失望，他发扬了德国的铁血精神，在非洲进行了大规模武装拓殖，将数百万不愿被改造的非洲人驱逐到沙漠或者丛林之中，此举使得德国在非洲的种植园和牧场面积都扩大了两倍以上。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德国前往非洲的移民大幅增加，到1913年，德国在非洲的白人人口突破二十万，殖民地和德国本土的贸易额占到了德国全部海外贸易的8。5％，比十年前增长了十倍。
在当年德国进口的价值3亿马克的植物油料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德属西非，此外，德属西非还解决了帝国全部的可可需求，埃塞俄比亚则提供了全部的烟草和一半的咖啡来源。
乍得南部和赤道非洲北部的棉花产区迅速扩大，加上品种的改良，使得1913年，德国棉花自给率首次突破了50％，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棉花被直接出口到意大利地区和奥地利境内。从喀麦隆至利比亚的大铁路在1910年正式通车，这条联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铁路，将德属西非腹地的丰富农产品以及锡矿和铝土矿通过铁路运往利比亚沿海的港口，再从那里被分散转运至欧洲各国。
1904年，阿根廷政府公开拍卖部分外国资本和大地产者所拥有的土地，由于只允许阿根廷人出资购买，而且对单人购买的数量做了严格限制，因此国际资本很难介入。最终，已经在胡胡伊定居多年，并加入了阿根廷国籍的为数不少的德国人在德国政府的安排下，以很低廉的价格购买下了分布在阿根廷各地的小块地产，这些土地在随后被用于安置德国的天主教移民。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祖籍波美拉尼亚的波兰人，由于购买价格便宜，因此政府即使只微博的租金依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波兰人也因为获得大片良田而乐于前往南美定居。
向阿根廷的移民工作进行了六年，期间大约有30万波兰人和10万名南部的天主教徒移民阿根廷，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德国东部的波兰人数量直线下降，已经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九章 巴尔干危机
德国在欧洲大陆所拥有的统治性地位已经不需要英国和法国的政治评论家们做过多的渲染，这不再是潜在的威胁，而是铁打的事实。
1913年，德国的煤炭产量达到英国和法国产量的总和，为3。5亿公吨，若再算上用于发电的1亿吨褐煤的产量，德国的煤炭采掘业的产值也已经毫不逊色，即使英国煤的质量和单价都更高一些。
德国的钢产量早在1903年便超越了英国，1910年和英国、法国的总产量持平，到1913年，产能接近了英法俄三国的总和。
国家实力的与日俱增使得国内民众普遍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这使政府在外交工作上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尤其是法国在土耳其的殖民统治阻塞了德国东进的道路，那是一个人口超过五千万，并且潜力巨大的市场，德国工业界希望获得在土耳其市场自由销售商品的权力；同时，陆军中也有一股支持土耳其拜托法国统治的势力，虽然戈尔茨对此始终保持冷静，但是当局势发生了变化，德国就有必要重新评估土耳其的价值，以及德法两国在新形势下的关系。
1913年中期，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三个小国密谋联合反对土耳其，以收回斯拉夫人占多数的马其顿地区。一般来说，小国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是没有权力采取自由行动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得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年迈的约瑟夫皇帝，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帝国的势力扩充到爱琴海岸，而这也正是实力日渐壮大的保加利亚王国和他们的国王斐迪南的愿望。
在这件事上，德国外交部感到十分棘手，一方面，奥国是自身的传统盟友，约瑟夫皇帝的要求不得不给于十分的重视；同时，结束土耳其人和伊斯兰教在欧洲的统治也符合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愿望，在这方面，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占据了民族大义。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维护巴尔干地区的稳定是德国对于法国的既定承诺，也是两国能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许多年来，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从未停止过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期间不断争取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