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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0年起，高尔基参加并主持知识社的工作，通过《知识》丛刊团结了当时*大批具有*主义倾向的作家。1901年他在圣彼得堡写传单揭露沙皇政府*示威学生的暴行，号召**制度，同年发表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充满革命激情，被认为是“革命的宣言书”；这一年他还受革命政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为此第二次被捕、遭流放。
20世纪初高尔基接连写了几部剧本，其中的《小市民》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塑造了活生生的工人形象；《底层》深刻批判对幸福的消极等待思想，剧中的一个人物宣布：“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避暑客》、《太阳的孩子》和《野蛮人》三剧则及时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分化，鞭笞抛弃革命理想的人。1905年革命爆发初期，他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写了讨伐沙皇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传单，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工党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多方努力为起义者筹划经费和武器。这期间他还发表大量政论，其中《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深刻分析小市民习气的社会根源、心理特征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1906年初，高尔基秘密离开俄罗斯到美国，在那里宣传革命，为党募集经费。同年在美国写成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前者通过一个工厂的工人群众同工厂主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的团结战斗精神；后者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人五一*事件，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维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两部作品都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是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在美国期间，作家还写了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
革命暂告失败后，高尔基于1906年秋从美国到意大利，定居卡普里岛。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只为俄罗斯革命工作。他和列宁一起成立了一个培养革命家和宣传员的学校，接见了许多特地来拜访他的人。他收到许多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信，在这些信中许多人将他们的希望和忧愁讲给他听，他也回复了许多信。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列宁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对高尔基来说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将此看做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高尔基的一篇小文《忏悔》，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将*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1913年这个冲突再次爆发。
1913年就罗曼诺夫王朝掌权300周年的特赦给予高尔基重返俄罗斯的机会。
高尔基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悲观看法是他与列宁发生第二次大冲突的原因。高尔基从原则上同意社会革命，但他认为俄罗斯民族还不成熟，大众还需要形成必要的知觉才能从他们的不幸中起义。后来他说他当时“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会瓦解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的、获得政治培养的工人。这个瓦解会长时间地破坏社会革命本身……”。
1921年夏天，因病复发出国就医，直到1928年基本上住在意大利索伦托。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尽力抵制拉普等一些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者及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努力创作，发表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特写《列宁》，完成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道路，劳动者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历程。1924～192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在从19世纪中叶*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革命后高尔基立刻组织了一系列协会来防止他所担心的科学和文化的没落。“提高学者生活水平委员会”的目的是保护特别受到饥饿、寒冷和政治无常威胁的知识分子而成立的。他组织了一份报纸来反对列宁的《真理报》和反对“私刑”和“权力的毒药”。1918年这份杂志被禁止。高尔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列宁劝告高尔基到外国疗养院去治疗他的肺结核。
从1921年到1924年他在柏林渡过。他不信任列宁的继承人，因此在列宁死后也没有回到*。他打算重返意大利，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在经过一段犹豫后同意他去索伦托。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27年，在那里他写了《回忆列宁》，在这部文章中他将列宁称为他最爱戴的人。此外他还在写两部他的长篇小说。
1927年10月22日苏联科学院决定就高尔基开始写作35周年授予他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当他此后不久回到苏联后他受到了许多荣誉：他被授予列宁勋章，成为苏联*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苏联全国庆祝他的60岁生日，许多单位以他命名。他的诞生地被改名为高尔基市。
许多他的适合于社会主义现实派的作品被宣扬，其它作品却默而不言。尤其是《母亲》（这是高尔基唯一一部主人公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学的榜范。
在高尔基最后的这段时间里他称他过去对革命的悲观主义是错误的，他成为斯大林的模范作家。他周游苏联，对最近几年来取得的进步表示吃惊，这些进步的阴暗面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时间里他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洋房中并被受到克格*间谍的时时刻刻的监视。他依然试图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和提拔年轻的作家。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被巧妙地谋杀在医院里，并安排给高尔基治疗的3名医生背上黑锅做了替罪羊。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他的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的主要事迹
一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二*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