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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那么，与其期望社会养老制度早日建立和完善，不如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养老资源，即家庭养老资源及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结合现实去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和挑战。这无论从可行性、必要性以及运行成本来说，都是最佳的。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而言，家庭养老是目前一种基本的养老形式。因此，从微观角度讲，不同代际之间，即家庭中的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也可以说长辈与晚辈之间能否拥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能否营造一个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对于家庭养老机制的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家庭伦理观念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即人口结构的转变、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家庭的转式形势下研究代际关系变化，主观认同等方面的变化，代际关系在新时期、新时代产生的变化和趋势，对于构建代际关系主体的客观条件，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多代共融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证价值。
由于夫权是传统父权等级制的产物，是对妇女的凌驾和压迫，应予以彻底否定，于是人们往往会把妇女家庭权力提高当作其家庭地位增高的表征。然而，相对权力指标在提升妻子家庭权力的同时，必然相应降低丈夫的权力指数，这不仅会引起男性的疑虑甚至抵触，也与建构平等、和谐的男女伙伴关系的理念和*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悖。
有学者提出，由于家本位社会中的家庭决策权带有为全家服务的“*心”的成分，城市妻子家庭决策权高于丈夫的现象有时会掩盖某些丈夫逃避“*心”的自由权和妻子被迫“独揽”大权的辛劳。所以，夫妻平等与否不应完全按照家庭权力的大小来划分，而应看它是主动权还是被动权。换句话说，家庭权力在某些境况下只是责任和付出的延伸，而由此带来的权威地位的满足感则常被*劳和付出所消减。
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夫妻双方的相互沟通、平等尊重和婚姻互动满足感，同时也与女性的家务分工满意度（而不是承担家务的多少）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都从不同侧面质疑和否定了相对权力（包括相对家务负荷）变量在女性家庭地位指标体系中的主要评价作用。
评估女性家庭地位，除了考察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否享有个人自主权外，还应关注其主观心理感受。良性的夫妻互动无疑将提升其增权的满足感，妻子的个人意见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力、妻子对丈夫是否尊重自己，以及对家务分工我们不采用“谁承担更多家务”的客观指标而以“家务分工满意度”的主观指标作测量，也是因为女性相对的家务负担在不同夫妻互动模式家庭中的自我感受未必雷同，只要她个人认为是合理、公平和满意的，就不会降低其家庭地位指数。和家庭地位是否满意等，都可作为度量指标纳入评估体系，由此加大了主观满意度在评价妇女家庭地位中的权重。90年代中国城市家庭中，妻子更具有家庭实权的占30。7％，丈夫更有实权的占20。4％，夫妻双方家庭权力相近的占44。4％（注：徐安琪：《夫妻伙伴关系：中国城乡的异同及其原因》，《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夫妻双方对婚姻生活的感受，既反映了婚姻的质量，也反映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据陶春芳1990年的调查，城镇女性在夫妻对话时未感受到不被配偶看重的比例与男性几乎完全一致，前者为83。9％，后者为83。8％正是因为妇女经济地位、家庭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近几十年来才有了所谓城市家庭“阴盛阳衰”及城市丈夫“妻管严”之类的城市生活话题的广泛流行。
相对的家庭权力和家务劳动负担变项作为妇女家庭地位主要测量指标的思维定势和模式，而以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选择权和角色平等主观满意度的*、复合指标作度量。与此同时，我们将“相对资源论”、“文化规范论”、“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由克伦威尔等提出家庭权力运作要素之一的权力实施过程，*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建立如下解释模型，藉以测量和描述妇女的家庭地位，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估算和解释分析。
在社会突变的今天婚姻家庭现代人重视，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社会竞争那么激烈，越是搏事业就越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支持。一个被调查者称：“事业失败了，你顶多失去了一些财富，重头再来，60岁创业都不晚。但是婚姻失败了，却是伤筋动骨，让你的工作生活全变成一盘散沙。”现代女性能顶半边天，但她们仍然以家庭为重。在她们心目中，最重要、最珍惜的事情仍是家人的健康，最骄傲的事情也是家庭美满幸福。值得一提的现代女性对事业和家庭并重这反映了现代女性既继承了“贤妻良母”的传统价值观，同时又向着“职业女性”的现代价值观转变。不可否认，婚姻家庭与事业本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压力巨大的职场拼搏，亲情和爱情的温暖让人觉得可贵。现代男女均以家庭婚姻为重，可见以“家”为贵、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入人心。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家庭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和谐关系的传统。今天，面对人口老龄化、贫困和艾滋病等问题的巨大挑战，中国期望家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节 小农家庭的“悄悄变脸”】………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因此，谈小农经济不能不谈小农家庭。中国的小农家庭有自己的特征。首先，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家庭包括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家庭追求的不是产出最大化而是温饱无忧。其次，中国的小农户家庭不仅是消费单位，而且是产出单位。小农具有“内源融资”偏好，即“不轻言债”。当农业收入不足的时候，小农家庭就更愿意谋求非农收入。比如现在全国的民工潮就实际上是拐杖功能的一个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信贷的需求就出来了，一旦家庭维生费用大于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就会有信贷需求。如果这个等式成立，那么对应的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救助性质，它不可能是商业性的，不可能是投资性质。而能提供救助性质信贷的机构：除了熟人就是国家。所以，几千年以来能够提供的农贷要么是国家农贷，要么就是来自熟人的友情借贷。有些农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给小农下的定义为，耕种土地而不*市场去出售他的产品或取得劳动供给的人。根据这一定义，小农的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仅仅为家庭消费而生产的单位。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小农家庭而言，一旦出现赤字，那就是硬赤字或者公共性赤字，而不是软赤字（即暂时的资金短缺）或私人性赤字，这种赤字往往关乎小农家庭的存亡。当人们在生死存亡与高息借贷之间进行选择时，大部分农户自然会选择后者。要么是无息（熟人或国家）借贷，要么是高息借贷，这就是中国农村借贷制度所特有的“金融角点解”。成熟的农场经济条件下的信贷（利息）均衡解则是切点解，它是农户与借贷者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而达成这种妥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走出小农家庭的生存性经营，从而超脱于所谓的黄宗智小农逻辑。重要的是，中国小农家庭的上述功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而且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强制性变迁，在农地制度改革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中国农村，由于不存在常规性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对家庭成员提供着保护以抵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经过几千年的制度化积淀，中国的小农家庭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家庭已经习惯和接受了这种生活。因为只有如此，每个人才能在他的家族圈子里找到适当位置安身立命；而且每个小农只有确实感到自己是紧密结合在社会中的一分子时才有着落，才觉得踏实。这种浓厚的生活在众人之中并加强自我修养的集体主义传统与贝克尔理论中的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外在约束主义理念是大异其趣的。从理论上讲，这种非市场的注重生活在众人之中的圈子主义精神，是中国小农乃至后来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户友情借贷（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基础。这与前面讨论的国家和小农家庭的特殊关系成为国家提供官方农贷的基础一样。可以说，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借贷制度一直不存在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借贷制度的正常发展有赖于小农经济的经营化转型和小农家庭的个人主义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为维护这种小家庭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细胞，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他亲属关系。把这种家族制度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孝”与“忠”，就形成了家天下的绝对君权主义的政治统治。这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在经济生活中，小家庭成员的男女老少把生产劳动与生活劳动、户外劳动与户内劳动、主要劳动与辅助劳动、农业劳动与手工业劳动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和协调家族成员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节省原材料、降低成本，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就是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承担的。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联接在一起。小农家庭的基本面貌有以下特征：
1首先，每个小农家庭都进行着大体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他们把全家的力量主要投入农业生产，如刘邦家即常常是“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但一个“小家”的经营单位，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较高程度的自给自足，还必须依赖市场进行补充。如朱买臣夫妇即“常艾薪樵，卖以给食”，以副业收入扩大生活来源。至于盐铁农具之类，则更需仰于市场。以农具为例，卖主常常“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小农家庭与商品市场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2小农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比较平等独立。就夫妻关系而言，由于小家庭中劳力缺乏，妇女劳动也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夫妻关系较为平等。这具体表现在双方的结合比较自由，离婚再嫁与夫死改嫁也十分普遍。朱买臣妻即因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体现了夫妻关系的平等。
3就父子关系而言，在小型家庭结构下，成年诸子往往通过“生分”方式，从父母处分出财产而自立。这样，在未分家之前，父亲手中握有家内的经济全权，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经营者。但在诸子分家、各自建立小家庭后，由于他们各自独立经营，与父亲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又分别作为一家之长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因而父子关系相对平等，子对父较少依附性。
4兄弟关系而言，兄弟婚后普遍地自立门户，有着独立的家庭经济，各自独立地向政府承担经济、政治义务，并且诸兄弟对父母的财产有均等的继承权。如陆贾以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田真兄弟三人分家，不但“田业生资，平均如一”，就连堂前一棵紫荆树也“三人各为一分”上述情况实质上都是兄弟关系比较平等、独立的反映。
单个的小农家庭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如欧洲中世纪的单个农村家庭也做不到这一点一样。它们都需要通过交换。不同的是，中世纪欧洲农奴家庭之间的交换是在庄园内部进行的，可以由庄园管理人收集产品后进行再分配；可以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或劳动交换；也有可能通过货币——社会通用货币或某种庄园内部货币——作中介，中国的小农家庭之间，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肯定进行的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地主家庭也不大能够直接依靠佃农的生产达到自给，尽管直到土地改革时，实物地租在中国农村尚广泛存在，但以手工业产品作实物地租的情况却很少见到，所以，地主阶级的家庭消费，同样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
农村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即使是经历了结构性的改造，它仍然尚循着家庭化和过密化生产的道路。如今，自80年代起，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激动人心的旋律所表现的是震惊世界的大变迁。无独有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