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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念下面的。”
一到冬天，棚屋内弥漫着从炉灶冒出的呛人的浓烟，再加上吉利亚克人不论男女老幼，人人都吸食烟草。关于吉利亚克人的病弱状况和死亡率，虽然没有任何明确的数据，但这种恶劣的卫生环境势必对他们的健康产生极坏的影响，这一点有思考的必要。他们之所以身材矮小、面孔浮肿、动作中缺乏朝气显得吃力，这样的卫生环境很可能便是原因。
“吉利亚克人好可怜。”深绘里说。
关于吉利亚克人的性格，各种著作的作者们均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不过只有一点，即他们不好战、不喜欢争论和殴斗、是与任何邻人都和平相处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意见一致。每当有新的人群到来，他们出于对未来的不安，会投去多疑的眼光，却没有丝毫的抵抗，每次都和蔼地欢迎来者。如果他们以为将萨哈林描述得充满了阴郁感，其他民族会离岛而去，于是说起了谎话，这便是他们最大限度的抵抗了。他们对克鲁辛斯特恩一行十分友好，甚至彼此拥抱，当L．I．施伦克发病时，这个消息立即在吉利亚克人中间传播开来，唤起了他们由衷的悲哀。他们说谎，仅限于做买卖时，以及与形迹可疑的人或他们认为的危险人物交谈时；而且在说谎前伙伴问还要递眼色，那做派简直像小孩子。而在与做买卖无关的普通社会里，一切谎言和自夸，他们都觉得令人生厌。“吉利亚克人好可爱。”深绘里说。
应允了别人的事情，吉利亚克人一定会践行。迄今为止从未有过吉利亚克人在半路上将邮件丢弃，或擅自挪用别人物品之类的事。他们勇敢，理解力也强，开朗，可亲，与权势者或富豪同席相处也坦然自若。他们不理会一切高高在上的权力，在他们当中似乎连尊长与晚辈的概念都不存在。经常有人提及，也经常有人写道，在吉利亚克人中间，家长制度也不受尊重。父亲不认为与儿子相比自己是长辈，儿子也一点不敬重父亲，活得任性随心。老母亲在家中也并不比拖着鼻涕的小女孩更有权力。据波亚尔科夫记载，他曾经不止一次目击儿子将亲生母亲踢翻在地赶出家门的场面，而且没有一个人出面规劝阻止。在一家之中，男性一律是平等的。如果你请吉利亚克人喝伏特加，连最年幼的男孩也必须敬
酒。
另一方面，女性，不论是祖母、母亲，还是吃奶的幼儿，一律都是没有权利的人。抛弃也好，卖掉也好，像狗一样拳打脚踢也好，都不成问题，她们受着像物品或家畜一样的冷酷待遇。吉利亚克人可以宠爱一条狗，对女性却绝不会笑脸相待。他们觉得结婚之类无聊至极，说白了就是认为不比饮酒作乐更重要，不举行任何宗教或迷信的仪式。吉利亚克人拿着长矛、小船甚至是狗去交换女人，扛回自己的棚屋里，扔到熊皮上睡在一起——便完事了。他们也承认一夫多妻制，但尽管女人怎么看都多于男人，这个制度也没有普及。将女人视为下等动物或物品的歧视，在吉利亚克人中间甚至到了连当作奴隶都不屑的地步。显然，在他们中间，女人和烟草与棉布相同，成了交易的对象。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盼望女人变成奴隶，只要听命于男人的喜怒无常便好，是个有名的厌恶女性的人。他在本质上与吉利亚克人拥有相同的思想。如果他来到萨哈林北部，肯定会受到吉利亚克人的拥抱。
天吾休息了片刻。深绘里没有发表任何感想，只是沉默。天吾继续念下去。
他们这里没有法庭，也不知道审判具有何种意义。他们至今仍然不能理解马路的使命，仅从这一件事，恐怕就能明白对他们来说，要理解我们是何等困难。即便是在马路已铺设完的地方，他们照旧穿行于密林中。经常能看见他们全家人带着狗排成一列，艰难地行走在马路近旁的泥泞中。
深绘里闭着眼睛，非常安静地呼吸。天吾端详了一会儿她的面庞。但她究竟有没有睡着，他判断不出。于是他翻开另外一页，继续朗读下去，心想如果她睡着了就让她的睡眠更深沉，同时，他也愿意大声多念两段契诃夫的文章。
在纳伊瓦河口，从前有个纳伊维奇哨所，其建成是在一八六六年。俄国官吏米图利来到此地时，有人居住的房屋和空房加起来一共有十八座，还有小教堂，食品店。据一八七一年来访的某记者写的文章，此地好像驻扎着由一名士官候补生指挥的士兵二十名。说是在棚屋里，一位苗条美丽的士兵妻子用刚生下的新鲜鸡蛋和黑面包招待了记者，对这里的生活赞不绝口，唯独抱怨砂糖价格昂贵。如今这些棚屋已经无影无踪，纵望四周荒凉的风景，苗条美丽的士兵妻子之类的事，简直恍若神话。此处如今只有一所新建成的屋子，不是哨所就是旅馆吧。一眼望去就显得寒冷而混浊的大海，咆哮着将丈余高的白浪砸碎在沙滩上，那情形宛如被绝望禁锢，呻吟着“上帝啊，您为什么要创造出我们来”一般。这里已然是太平洋了。在这纳伊维奇海岸，可以听到响遍建筑工地的囚徒们的斧头声，而遥想大洋对岸，则是美国。向左望去，可见云遮雾罩的萨哈林岬角，向右望去也是岬角？？四周杳无人迹，连一只鸟、一只苍蝇也不见。在这种地方，波浪究竟为谁咆哮？谁每夜倾听这涛声呢？波浪在追寻着什么？进一步说，在我离去之后，波浪又为谁继续咆哮——连这也不得而知。站在这海岸上，自己成了忧思而非思想的俘虏。无端地令人心生恐惧，同时，却也让人生出念头，愿意永远伫立在这里，眺望波浪单调的涌动，谛听它震耳的咆哮。
深绘里好像完全睡着了。侧耳细听，传来了她安静的呼吸声。天吾合上书，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然后站起身，关掉了卧室的灯。最后又看了一眼深绘里的面庞。她面朝天花板，嘴巴抿成一条线，安然地熟睡。天吾拉上门，回到了厨房。
但他无法再写自己的小说了。契诃夫描写的萨哈林荒凉的海岸风景，在他的脑中牢
牢安顿下来。天吾能听见那波浪的咆哮声。一闭上眼，他便独自站在荒无人烟的鄂霍次克海的岸边，变成了深深忧思的俘虏。他能和契诃夫共有那无处倾泻的忧郁思绪。契诃夫在这天涯海角感受到的，大概是压倒性的无力感吧。做一个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作家，应当与背负着走投无路的惨烈命运同义。他们越想摆脱俄罗斯，俄罗斯就越要将他们吞噬进体内。
天吾用水把葡萄酒杯冲洗干净，在洗手问里刷了牙，关掉厨房的灯，躺在沙发上把毛毯盖在身上，打算睡觉。在耳朵深处，巨大的海涛声响个不停。尽管如此，不久他的意识还是逐渐模糊，被拖入了深深的睡眠。
醒来已经是上午八点半。床上没了深绘里的身影。他借给她的睡衣窝成一团，扔进了洗手间的洗衣机。手腕和脚踝处还照样卷着。厨房的桌子上有一张留言，用圆珠笔在便笺纸上写着：“吉利亚克人现在怎么样了。我回家了。”字很小，写得张牙舞爪，看上去总有些不自然。感觉像是从上空观看用捡来的贝壳在沙滩上排出来的字。他把那张纸叠好，收在了抽屉里。如果让女朋友十一点来时看见，肯定会闹一番。
天吾把床整理干净，将契诃夫的精心之作放回书架。然后泡咖啡，烤面包片。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感觉有某种沉重的东西在胸中赖着不走。弄明白那是什么费了不少时间。那是深绘里平静的睡容。
难道，我是对这女孩产生恋情了？不对，不会有这种事。天吾对自己说。只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偶然物理性地震撼了我的心。可是，我为什么会对她穿过的睡衣如此介意？为什么会（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拿起来闻上面的气味？
疑窦丛生。“小说家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说这话的，好像就是契诃夫。精辟的名言。但契诃夫不单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面对自己的人生时，也始终是同样的态度。其问只有问题的提出，却没有问题的解决。他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的肺病（他自己就是医生，不可能不明白），却努力无视这个事实，对自己正走向死亡一事，直到临终时都不相信。他咯血不止，年纪轻轻便丧了命。
天吾摇摇头，从桌边站起来。今天是女朋友来访的日子，接下去得洗衣服大扫除。思考放在那以后再说。
第21章 青豆 不管试着逃到多么遥远的地方
青豆到区图书馆去，履行了和上次相同的手续后，把报纸缩印版在桌上摊开，为的是再次查看三年前的秋天发生在山梨县的过激派与警察的枪战事件。老夫人说的那个教团“先驱”的总部就设在山梨县的山里，而枪战的发生也是在山梨县的山里。这也许只是偶然的一致，但偶然的一致这东西让青豆很不满。这两者之间也许存在什么关系。老夫人口中提及的“那么重大的事件”的表达，也似乎在暗示某种关联性。
枪战的发生是在三年前，一九八一年（按照青豆的假设，那是“1Q84年的三年前”）
的十月十九日。关于枪战的详情，她上次来图书馆时读过报道，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因此这次她打算粗略地浏览这一部分，主要是阅读相关的后续报道，以及从各种角度对事件进行分析的文章。
在最初的枪战中，三名警察被中国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射杀，两名身负轻重伤。随后过激派集团全副武装逃进深山，武装警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山。与此同时，武装的自卫队空降部队用直升机运往现场。结果，有三名过激派成员因拒不投降被击毙，两名身负重伤（其中一名三天后在医院里死亡，另一名受重伤者后来如何，从新闻报道中无法判断），四人未受伤或身负轻伤被捕。由于身穿高性能防弹背心，自卫队和警方没有伤亡，只有一名警察在追捕过程中从山崖上滑落，造成腿部骨折。而过激派中仅有一人下落不明，该男子居然躲过了大规模的搜捕，消失得无影无踪。
枪战的冲击告一段落后，报纸开始详细地报道这股过激派的来龙去脉。他们本是一九七〇年前后大学纷争的副产品，成员中半数以上参与过占据东京大学安田讲堂或日本大学的行动。在他们的“堡垒”被警察机动队用武力攻陷后，学生们和一部分教员或是被赶出大学校园，或是感觉以大学校园为中心、在城市展开政治活动已陷入穷途末路，因此超越了派系之争，联合起来在山梨县创建农场，开始从事公社运动。起初是参加以农业为中心的公社集合体“高岛塾”，不久对这种生活感到不满，重新联合原先的成员独立出去，以破例的低廉价格购进深山荒废的村落，着手经营农业。一开始历尽艰辛，后来采用有机耕作法生产的食材在城市里渐渐形成热潮，蔬菜邮购生意大获成功。于是趁着有利形势，农场总算得到顺利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别的先不说，他们都是认真勤奋的人，井然有序地团结在领导人之下。这个公社的名字便是“先驱”。
青豆狠狠地扭脸，吞下一大口唾液，喉咙深处发出大大的响声。她用手中的圆珠笔笃笃地敲打着桌面。
她继续阅读报道。
但随着经营逐渐稳定，在“先驱”内部，分裂的迹象却愈来愈明确，最终分为两大派别，即希望进行游击战式的革命运动的过激“武斗派”，以及接受在当下的日本暴力革命并不现实、在此基础上否定资本主义精神、追求与土地共生的自然生活、相对稳健的“公社派”。在一九七六年，终于发生了人数占据优势的公社派将武斗派从“先驱”中放逐出去的事件。
话虽如此，“先驱”却并非是以实力将武斗派驱逐出去的。根据报道，他们向武斗派提供了新的土地和一定程度的资金，圆满地请武斗派离去。武斗派同意了这个交易，在新的土地上创建了自己的公社“黎明”。而且在某个时间点，他们搞到了高性能的武器。至于其渠道和资金的内情，还有待今后查明。
另一方面，“先驱”是在什么时间、如何调转方向变成宗教团体的？其契机又是什么？警方和报社似乎都没有掌握实情。但这个平静地将“武斗派”切割出去的公社，似乎就是
在此前后急剧深化了宗教倾向，以至于在一九七九年作为宗教法人获得了认证。并且接连购进周边的土地，扩大农业用地和设施。在教团设施周围筑起了高墙，外部人士无法再自由进出了。“会妨碍修行”是他们的理由。这些资金究竟来自何处？为何这么早就获得了宗教法人的认证？这也是还未查明的部分。
转移到新土地后的过激派集团，与农业生产并行不悖，在自己的地盘内致力秘密的武装训练，和邻近的农民发生过多次纠纷。其中之一便是关于流经“黎明”地盘的小河用水权的纷争。这条小河很久以来一直是该地区共同的农业用水，“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