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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特别是这一年的后半年，在华北的日军广泛开展研究游击战术，学习中国话的活动。如日军第32师团参谋长当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人员，开始了学中国话的教育，经过督促，约半年才得实现，每周进行两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召开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者，有方面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及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首先讲话，“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次会议的最后结论是：“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予以这次规格并不高的情报会议很高的评价，认为“此次会议，认识到###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并且针对此种情况，具体地研究了有综合、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要。”如果说，在1938年，华北日军在“华北治安的对象是###”这一点上还未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到1939年底，已吃够八路军游击战苦头的日本人，终于省悟到抗战最坚决的八路军，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务必除去而后快。
总之，在1939年，华北日军虽然还不太适应八路军的游击战，采取的战术也不那么对路，但活动比1938年要积极的多。以冀中为例，1939年春季，日军集中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扫荡”冀中，占据了所有县城和大的乡镇，安扎了许多据点。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处一片汪洋，日军无法下乡“扫荡”，遂四处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毁坏冀中军民的生存环境。9月洪水刚过，日军就组织了三次分区扫荡。第一次日军6000余人，扫荡大清河以北地区。
第二次日军1500多人，扫荡正定、新乐、无极、深泽等靠近平汉线的县份。第三次日军竟出动12000多人，合围冀中三个地区：从石家庄出动的敌人，“扫荡”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区；从津浦沿线出动的敌人，“扫荡”河间、沧县、献县、交河一带靠近津浦线的县份；另有敌军6000多人，再次“扫荡”大清河以北新城、霸县、雄县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吕正操将军回忆说：“在1939一整年里，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与‘扫荡’，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1939年，年轻的冀中根据地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于1939年1月到达冀中。一二〇师在冀中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4月齐会一战，歼灭日军渡佳行联队700多人。给日本人一个狠狠的教训。大大减轻了冀中的压力。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一二〇师在冀中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日军嚣张的气焰，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发展、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敌人除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扫荡’外，少量兵力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4）
不过，冀中出现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贺将军此来，对北###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立永久之治安。”
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冀中的名字，“是随着中日战争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1939年，冀中的名字，已在日本人的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极其深刻的印象。
至1939年底，敌人在冀中已修筑了177个据点，“在冀中的总兵力已达日军18300余，伪军13000余。”
1940年，“###重点是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
1940年3月19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会上，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多田骏中将首先讲了 话，他说：“实现肃正建设，其前途甚为遥远。尤其敌人积极强化地下组织，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要剿灭这种地下组织的势力，存在很大困难。在建设方面，也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带来各种障碍，欲求速见成效，看来更为困难。此外，现阶段所采取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战法，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产生不利的后果。针对上述问题，方面军根据过去一年的宝贵经验和治安建设的成效，决定了下期肃正建设的方针。”
多田骏这篇充满政治词汇的讲话，说来说去不外这么几个意思：一是共产党积极发展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武装，即所谓“积极强化地下组织”；二是“治安肃正”要速见成效，恐怕有困难；三是到处安扎据点的作法，应予检讨。那么，针对上述问题，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华北日军在1940年又准备怎样去做呢？多田骏讲话之后，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布置了这一年“肃正建设”工作计划，并强调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有二：1、###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
2、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
根据该次会议精神制订的所谓实施“要领”中，再次强调：###肃正的重点地区为京汉、津浦两线之间，特别是冀中地区，要随着打通水路进行肃正###。下记各兵团应以较大兵力使用于该地区：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十二军。
为什么要把冀中列为“###重点地区”呢，华北派遣军参谋副长平田正判少将解释说：“在计划中所指定的###重点地区，是方面军从全局观点决定的……该地区接近京津，是华北的中枢，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目前治安肃正工作进行缓慢，治安状况极端不良。在下期必须清除祸根，取得治安肃正工作的实效。为此，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应在第十五混成旅团的协力之下，自4月上旬在方面军统制下，与有关兵团相配合，准备进行###。”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40年华北日军“扫荡”的首要目标，就是冀中。3月23日，日华北派遣军又召集准备参加冀中作战的第27、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5旅团长官开会，具体进行了布置，并令各参战兵团分头准备作战。
1940年4月11日起，日军纠集日军3万余人，伪军6000余人，对冀中进行所谓“全面扫荡”。这是自冀中根据地建立以来，日伪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扫荡”。不过，那时日伪军的“扫荡”布置还不甚周密，目标也不太明确。说是“全面扫荡”，但实际上仍是分区合围四个地区：大清河北地区、唐河及潴龙河流域、子牙河流域和南边晋县、深泽、深县及沧石路以南地区。三四万人分成四摊，每一摊又分成若干路，每一路再分成若干股，在辽阔的冀中平原上一摆，也显不出多少人来，我军还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出击机会的。结果到5月底止，各路扫荡之敌都龟缩回穴，50天激烈的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其间，我军共与敌作战216次，毙伤日军4300多名，伪军350多名，俘获日军12名，伪军2250多名。
这一年6月，日军在冀南也进行了“扫荡”。参与此次作战的日军第12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如下一段回忆：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像样的战果。
这段话，用来描述4月日军在冀中的“扫荡”，也是完全适用的。
日本人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这次3万多人的大“扫荡”既然未果，日军方面肯定在策划新的阴谋。不过，5月底“扫荡”结束后不久，青纱帐就起来了，再加上又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军行动不便。冀中部队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又发起青纱帐战役，主动进攻驻河间、献县、青县、肃宁和博野等地的敌人，8月，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200名，伪军420名，俘伪军500余名，光复据点15个。
8月20日，华北八路军突然发起“百团大战”，从8月20日至12月5日，历时3个半月，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正太路基本瘫痪，平汉、北宁、津浦铁路也遭破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方文献说：“###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加之“中共一向对其行动意图巧妙而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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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5）
日本人本来就兵员短缺，现在全线迎战，则更是狼狈不堪。
驻太原日第1军参谋朝枝繁村大尉回忆，当时日军竟狼狈到抽调军部卫兵充数的地步。他说：“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
抽调几十个兵是无济于事的，日军立即从各处紧急调兵，增援正太路方向。冀中、冀南的日军，被抽调5000多。这样一来，平原地区的压力是减轻了，可山区的压力却加大了。遵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冀中部队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战役，坚决要把敌军拖住，不能再让敌人从冀中调走一个兵。在20天的战斗中，共毙伤俘日伪军1512人，攻克据点29处。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局面，“另外，最主要的是有力地配合了整个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力量。”
10月底，日军在冀中实施报复性“扫荡”。这种临时抽调兵力缺乏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抓住八路军的部队。
气得日军只得滥杀百姓泄愤。24日，日军在蠡县、安国、博野一带杀了1000多人，27日，日军又在赵晖、郭家庄一带杀了2000多人。这一年冬天，日军大肆“扫荡” 路西山区根据地，在冀中采取守势。只是集中力量抢修石德路（石家庄——德州）企图于11月下旬接轨通车。冀中部队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迟滞敌人修建石德路的计划，又发起冬季攻势。作战6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通车计划，并调动了石家庄之敌500余人东援。沉重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0年，华北日军虽然已把冀中列为本年度“###重点地区”，但由于百团大战的打击，日军未能达到目的。
相反，冀中部队倒主动发起了三次攻势（百团大战、任河大和冬季攻势）。故而吕正操在谈到1940年的形势时，说：“1940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正因为“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冀中才有可能在这一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吕正操将军回忆说：“1940年的麦收，是抗战以来最好的麦收。”“1940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这一年，对冀中来说，是抗战以来空前的胜利的一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指出：“假如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以反‘扫荡’的胜利打破敌之确保占领地的企图的话，那么，这半年多，则是以主动的出击，严重打碎敌人‘迅速肃清平原’之计划。我们的力量，不但未被敌人摧毁，而是恰恰在紧张残酷的锻炼中，更显著的提高了。这就使得敌人不得不全部的来检查和考虑它过去对冀中区的一切方针与方法，而实行迫不得已的转换。”
相反，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一年，是十分痛苦难熬的一年。1940年，日伪军在冀中的兵力大约是40000左右。据这年7月的调查，其中日军17923人，伪军21080人。日军人数与1939年大体持平，伪军人数则有较大增长。全区据点约540个，“这些据点的分布，以十分区为最密，共有204个，占全冀中据点38％。”据点总数比上一年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