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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举摧毁，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意义。
1941年底1942年初，华北日军占领区的粮食状况十分紧张，日方文献宣称：当时华北粮食需求情况，主食的自给率（生产对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断如下：面粉为53％，杂粮为98％，军用大米为20％。
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1939年底，华北汉奸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就说：“政治的要诀在于民生，而民生的基本在于有吃，华北政治的先决问题是吃饭问题。”日华北派遣军第四科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听了这话，“感受很深”，说这话“一针见血”。日本人充分意识到，“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
“确立粮食对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础，是完成各项政策的根本。”为此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叫“粮食第一主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粮食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和不容忽视了。因为没有粮食，已不仅仅是“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的问题，还关系到所谓“大东亚圣战”能否支持下去的问题。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的粮食，不仅不能输入，还应设法输出。对此，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倒是理解得相当透彻，他们说：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军所认识的那样，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此要求则比过去更为迫切……因此，华北治安战的政治目的淡薄了。总而言之，作战目的在于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肃正作战和警备的任务也都归结于此。
当年的冀中军区政委，解放后当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和商业部部长的程子华，也十分强调敌人“扫荡”冀中的经济背景。他说：这次日军对冀中的“扫荡”（指“五一”大“扫荡”），是在新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由于长期侵略战争的消耗，物资非常匮乏，南洋作战暂时胜利，使日军获得攫取巨大资源的场所；可是，南洋缺乏熟练工人，加上英、美实施焦土抗战，很难开发和利用南洋物资来挽救它目前经济上的困境。相反，日军在南洋作战中消耗沉重，得不偿失。所以，日军目前的物资来源更加短缺，经济困难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军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就不得不变本加厉，不得不提出“确保华北”作为其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兵站基地”的口号。
敌人要确保华北，须先确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是华北主要产棉区与产粮地。军事上冀中是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与北岳山区唇齿相依。
故敌人把冀中平原与八路军的关系比之如滇缅对于中国，乌克兰对于苏联一样。因此，这次日寇对冀中的“扫荡”，既在于置我边区军民于死地，又为了从冀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以解决它由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使战争能够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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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9）
如果把华北日军比作一群饿狼，那么冀中就是一块最让他们垂涎欲滴的肥肉。
既然首选作战地区已定了下来，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办法，使这一“非治安区”迅速转化为“治安区”？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提出不搞“扫荡”，而是多安据点。他说：像一阵风似的###，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旦接到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
所谓“居座战术”，就是日军稳坐据点中，一旦发现敌情，再猛扑过去。日本人当时曾得意地把这种作法又称作“猫扑鼠”战术。如果冀中地区敌人的钉子越安越多，据点里的兵力越来越大，无疑将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不过，这一次，冈村宁次却没有采取这个建议，他认为“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必须“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然后方可照110师团所建议的那样做，如此“经过长期努力”，“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方可达到目的。如此“以压倒###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冈村宁次坚持像多田骏“扫荡”十分区那样先集中兵力“###”，然后再分散兵力“治安”。先予对手以猛烈的军事打击，然后再实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进攻。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冈村宁次的选择已为1942年的“###”作战证实是正确的。相反，冈村宁次对41师团提出的“撒网”战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采纳。这种战术的具体做法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显然，这种后来被冀中百姓称为“拉大网”的做法，是不适用于山地的。据称，这是日军为此次“扫荡”专门研究的战术，并为此进行了训练。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几十颗留着平头或是光头的脑袋，几十双戴着眼镜或不戴眼镜的眼睛，都在望着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这时，他或许要对他的部下们简洁地说道：“如能全部控制冀中，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剿共’工作可谓初步完成。”
石家庄会议后，驻华北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
箭在弓上，已是不得不发。
头狼已经下定了决心，整个狼群跃跃欲试。
3月28日，日军人事局长富永专程来到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和授勋证书。并对冈村宁次说，此军功章本只能授予大将，这是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3月30日，是冈村宁次很得意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同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东亚总动员之参战体制下，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务，以剿灭‘###’，确保‘治安’。”
参考文献：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1期、第50期、第2期、第12期、第22期、第9期、第23期、第39期、第24期、第30期、第10期、第44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②《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日）井本熊南著，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③《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卷。
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⑥《星火燎原》选编之五、选编之六、选编之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⑦《冀中抗战简史》，河北省军区编写，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⑨《反战士兵手记》，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⑩《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炎黄春秋》，1989年第5期。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连天烽火》，###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中###史出版社，1994年版。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我在之光县坚持抗战的岁月》，窦森瑜，石家庄1989年油印本。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从冀中开刀（10）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1）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人要“扫荡”什么地方，是会有种种迹象的。
从大的形势来说，日本人要“扫荡”某个根据地，一定要先千方百计地进行“蚕食”，压缩我们的活动地盘。冀中“五一”大“扫荡”自然也不例外。聂荣臻指出：“日本侵略军从1941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2/3。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日方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冀中地区敌情要图（1942年3月中旬）》一图。据老人们说，这张图反映的情况，大体上还比较客观。从这张图看，在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
冀中根据地南北两侧，被敌人“蚕食”得尤其严重。北边大清河北十分区所辖地区，1941年6月大“扫荡”后，已基本沦为敌占区，成建制的部队已难已立足。南边石德路两侧的六分区所辖地区，也被“蚕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东部不大的一块地方。西边“宁晋、赵元宁、栾城、藁正获等地区则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除有少数游击队从事隐藏活动外”只能不定期的派小部队（一、二个连）深入“赵元宁”地区进行短期的隐藏活动，大半也变为日本人的天下。靠近平汉线的九分区，潴龙河以西沿铁路线的高阳、蠡县、清苑一带，已是岗楼林立，公路深沟如网。日本人且已越过潴龙河，向肃宁北部一带“蚕食”。靠近津浦路的八分区，据老人们讲，当年在几个分区中，是顶敌人的“蚕食”顶得比较硬的，子牙河以东地区也仍遭敌“蚕食”。位于冀中腹心的七分区，也被“‘蚕食’了450个村庄，”连同安有据点的村子，占全分区村庄的1/3。只剩下约千把个村子（有的人甚至说最多只剩几百个村子）那么一块地盘，还算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在深武饶
日方资料载“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地区形势要图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带像点样的村子，不是住着队伍，就是住着机关。可见，当时我们的回旋余地已是相当狭小了。
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除了从大的形势判断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外，敌人要“扫荡”，还一定会有许多具体的征兆，如修路、抓伕、屯粮、调兵，等等。正如聂荣臻指出的：“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囤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伕，为它承担给养运输。”
敌人各个据点抓夫、屯粮、调兵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中国人的。这分散的情况层层汇报上来，冀中军区的领导人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某某地区的敌人是否增兵了，某某地区的敌人又要了多少民伕。等等。或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吕正操指出：“‘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是比较清楚的，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
不过，从大的形势分析也好，从具体的征兆推测也好，都只能是我方的一种判断。要想知道敌方的具体部署、计划，则必须靠情报人员，打入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