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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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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鬼子恐怕是要行凶了,而这只会增添百姓们的仇恨。在一篇题为《被鬼子糟蹋后的××村》的短文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鬼子离开被它们烧杀后的××村,爬回王八窝饶阳城里去了。村头麦场里金黄色的麦子,被烧成一堆黑灰;田野里已熟未割的麦子,也被烧去了大半。
  房子还在燃烧着,黑烟冒入天空。整个村庄,包围在浓黑的烟雾里。
  大街上乱得不成样子了。家家的东西都混乱地抛在地上。几个年轻妇女,躺在鲜红的血泊里;几个将死未死的老人,还在地上哼哼呻吟着……
  逃出去的老乡们回到自己被烧毁的家里,惊恐未退的面孔上,堆满了无比的愤怒和仇恨。
  …………
  孩子们紧握着铁锤一样的小拳头,小眼像灯似的闪着光:“妈的,捉住鬼子,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老年人伸出了手:“妈的,再来了拿切菜刀去杀他两个……”
  青年们愤怒地说:“报仇!年轻人当八路军去!”“不打走鬼子过不了安生日子……”
  冀中的老人们说,当年,冀中的百姓,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似乎人人有一腔英雄气,小鬼子来了吗?咱就跟他打,打不了就跑,没跑了,让开会,咱就去。让咱卖国,打死也不干,杀就杀吧,烧就烧吧。老人们说,冀中的百姓,真是横下一条心,跟鬼子拼了。大不了是一死,不就是烧房子、抢东西,杀人吗,还能怎么着?鬼子不让咱过好日子,咱偏要乐。所以,鬼子白天“扫荡”,晚上识字班照样开课,村村差不多都有剧社,一位老人回忆说:“‘遍地歌声’这个词,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环境那么残酷,却还要唱歌。开会唱歌,劳动唱歌,钻了地洞还要唱歌,打完一个仗,自然更要唱歌。”死不了,爷们就要乐,就要抗日!死也不服,不当亡国奴!
  冀中的百姓们拿起了枪
  “定期的操练”,这话透着对鬼子的藐视和乐观的精神,不过,这也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觉得鬼子“扫荡”
  大不了就这么回事,雨过地皮湿,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而就容易麻木和松弛,紧张不起来。对敌人的新花招、新动向,也变得不是那么敏感了。杀人、放火,都见识过了,还能怎么着?■“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说到“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不能不说到当时公开宣传的一个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当时似乎有不同的“版本”,一位当年在冀中军区机关报——《前线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说:“1942年1月,《前线报》着重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小日本’的号召。在国际方面,着重报道了莫斯科前线传来的苏联红军大反攻的胜利消息,以及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对这个口号怎么看呢?当年任冀中军区七分区政委的吴西,认为这个口号与冀中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准备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说:“‘五一’大扫荡以前从上面来了一个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一下来,党政军民都很高兴,家喻户晓,人人知道。‘五一’大‘扫荡’前,人们也知道大的‘扫荡’要来了,但也认为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不过一个月或几个月;对反‘扫荡’有所准备,但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敌人‘扫荡’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因而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够充分。”
  当年任七分区参谋长的苏锦章,也很明确地指出:“自从‘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提出后,一方面对部队起到一些鼓舞作用;另一方面部队中也相当普遍地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
  听一些老人讲,因为越是基层传达得越晚,直到“五一”大“扫荡”前夕,也就是1942年4月中、下旬,他们疏散到下面村子时,有的地方还在传达这个口号。于是不少人自然会想,既然明年就要打败小日本,那么今年虽说要大“扫荡”,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蹦不了多高了。公允地讲,这个口号虽说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但也有振奋人心的一面。正如有人所评价的:“1942年初,苏联对德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曾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冀中军区路东、路西所有单位对这个政治口号也广泛宣传,人心振奋。但对日寇向冀中可能发动更残酷的进攻,放松了警惕与准备。”
  1942年春节,吕正操在冀中和群众一起会餐“五一”大“扫荡”过后,有人又想起了这个口号,不禁发牢骚说:“明年?明年?不知道哪个明年?”且“不论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耐心解释,由于与战士、工人的亲身经验相距太远,也不能奏效,”或许正因这个口号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还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针对一些同志对这个口号的怀疑和批评,做了一些解释,他说:1942年,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速胜论”。什么“速胜”!六个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实际上,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同这个口号所提的时间,相差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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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4)
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口号,一方面,应该肯定这个口号对于振奋人心,坚持抗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无需讳言,这个口号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聂荣臻讲当年提出这个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也是为胜利做准备。的确是看得很远的。但如果当时只是提醒领导干部注意多为胜利做准备,不要事到临头措手不及,而不要公开宣传,以免给群众造成胜利就在眼前的错觉,就更理想了。因为从那一年到抗战胜利,毕竟还有着漫长的、艰难的三个年头。何况,也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败,垂死前的挣扎,会是很猖狂的。我从晋察冀去延安的途中,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聂荣臻是在1943年9月离开的晋察冀,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在1943年环境仍十分紧张、艰苦,就不用说1942年了。据说,在1941、1942这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两年,彭德怀在向干部、战士和百姓的讲话中,最爱引用毛泽东说的八个字:“咬紧牙关,渡过困难。”
  有些冀中的老人说,当年要是宣传这个口号,那一定要好些,这当然是马后炮了。
  如果说,“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像是一片雾,遮住了一些人的眼睛,看不到敌情的严重;那么,在1942年初,还有一个消息,像是一阵风,刮得一些人轻飘飘的,似乎胜利即将到来。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王林的小说《腹地》中,是这样描述冀中的百姓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反应的:这天排练完毕,大刚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国梁从武委会风风火火地走来,打老远就向他手舞足蹈地嚷嚷道:“大刚哥,好消息!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一生气跟日本宣战啦!”
  “啊,美国跟日本宣战啦?”
  “对对,不信你亲自到武委会看看《号外》去吧!这一来,日本鬼子的兵力更分散,咱们大反攻的阶段就到啦!”
  大刚也禁不住兴奋起来,赶忙拄着拐杖往武委会走去。
  武委会的大炕上挤满了小伙子,横三竖四地坐着、躺着、依着、倚着,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头,吵吵闹闹,笑声和嚷叫声简直把屋子抬了起来。大刚一拐杖闯进屋来,问道:“《号外》呢?”
  小伙子们在炕上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半天才从一个人的屁股底下找到了那张《号外》,连忙递给大刚。大刚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怎么仍然是‘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难道还不到反攻阶段吗?”
  姜振兴瞪圆眼珠子问:“什么?美国都向日本宣战啦,咱们还不到反攻阶段?!”大伙也七嘴八舌地叫道:“小日本已经成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咱们赶快反攻!”
  …………
  姜振兴放开嗓门过戏瘾,小伙子们都嚷嚷起来,有的挖苦他的破锣嗓子,有的哈哈大笑。屋子里一片欢乐,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大反攻即将开始、抗战胜利指日可待的幻想中。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号外》有可能是小说的虚构的话,那么1942年1月17日,冀中区党委发出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则确凿无疑地是历史文献了。该指示声称:“在太平洋战争告一段落时,敌必以大力巩固其后方,特别是处在其后方心腹的冀中。因此,冀中的环境将会更加残酷、更加困难。”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该指示又称“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将暂时不可能了。”这不能不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以至对敌情估计不足。
  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两年日子虽苦,但人们精神却挺振奋,觉得挺有奔头,老人们说,当年年青人,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美国、珍珠港什么的,上点岁数的人弄不那么明白,但都知道小鬼子又添了个对头,因而都挺高兴。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打了个“百团大战”,冀中的百姓们跟着队伍扒铁路、烧炮楼,直至1941年春,大伙都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很是振奋了一下子。1942年春,传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人们又振奋了一下子。
  也许,生活愈是艰苦,人们就愈是需要看到一点希望吧。
  ■从游击区回到巩固根据地,“像是进了天堂”
  虽说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不是那么充分,但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的:——多次进行反“扫荡”动员,一再宣传要准备迎接敌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1942年春,吕正操在冀中滹沱河畔
  ——坚决压缩非战斗人员,本地人回家乡,外地人也动员他们找一切社会关系,先到民间去生活;
  ——注意保护领导机关,调一个主力团专门保护冀中领导机关;——坚壁物资,深藏一切暂时用不着的设备。
  …………
  “五一”大“扫荡”前,机关干部每人都发了两枚手榴弹,公务员都发了枪,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吕正操也剃了光头,还在大会上脱帽“公示”。这都是以往少有的举措。故而有的老人说,这次大“扫荡”准备得够充分的了,“还怎么准备啊!”吴西也说:“虽然当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为敌人过后撤走,雨过天晴,但是,和过去的反‘扫荡’斗争相比,这次的准备工作,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以及各种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5)
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1942年4月底,也即“五一”大“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九分区之光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刘剑华,因身体不好,领导安排他去中心区休养,他回忆说:“搭伴走路的人都爱聊天,自然很容易地说起自己所在地区的抗日工作情况……说到敌人把之光县吞食完了,我们已基本转入地下活动,他们觉得意外。”
  其实,不要说“五一”大“扫荡”前,边缘区和中心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就是“五一”大“扫荡”开始之后,一个地区已打得鸡飞狗跳,相邻的地区却仍然十分平静。滹沱河北已是鸡犬不宁了,“而河南地区却异常平静”,对此,在当年王林恐怕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小说《腹地》:天色大亮,汽车路东广阔的平原上好像是另一种世界,稀稀疏疏地散布着早起收拾青苗的农民。绿葱葱的树林,围绕着一个个村庄。村口照旧有儿童或者老头、妇女站岗查通行证,并且和颜悦色地要求每个过往行人朗诵和回答识字牌上的问话。大刚看到这景象,心里又是喜悦又是惊异:滹沱河北地区已经被敌人蚕食掉,汽车路西正在遭受敌人的疯狂烧杀,跟这一片土地相距不过几十里,仅仅是一条汽车路和一道滹沱河的分隔,竟是这样的不同,真令人不敢相信。是敌后根据地人民的麻痹,还是敌伪点线间的群众在反“扫荡”斗争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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