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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房子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不能点灯，在黑暗里大家热烈讨论起来，先由苏社长谈了打算，‘明早魏洪亮政委到达蠡县军庄，约我们明天八点以后到军庄找他联系，看他有什么指示。现在需要派个同志即刻出发。’苏路同志话音刚落，好几个同志争着要去，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取得联系。”
李惠回忆说，从河间郭家村到蠡县军庄，打一个来回要120里，所以他即刻出发，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好消息呢，一路猛走，几次遇险。他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他写道：
我一路上飞奔前进，一口气就跑了二十多里地，忽然，雷闪交加下起雨来，把我浇了个落汤鸡，而且，因找不到北斗星而迷失方向了，只好到村里去找向导。夜深人静，不了解村里有无敌人，敲了好几家的门也无动静，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远处有微光闪闪的灯火，我跑过去悄声叫“老乡”，连叫数声不答应，走近一看，旁边躺着一个人，上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具冰冷的死尸，我立即出了一身冷汗，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到了村外才停下脚步。眼前好几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万一走错了路，误了大事岂不糟糕！我想了想，还得决心去找向导。我在村边找了一家，用最大的耐心敲起门来，敲敲，停停，约摸有半个钟头，忽听墙头有人悄声问道：“你是哪边的？”“老乡，我是八路军，咱们这边的呗！”“我在墙上瞅了你半天，看你不像那边的”，说着他给我开了门，告诉我说：“敌人特务经常化装成八路军，半夜三更来叫门，我们上了好几回当了，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开门。”我请老乡给我带路，老乡二话没说就领我走了十多里地，然后告诉我：“从这边往西顺大道再经过三四个村庄就是军庄。”我连声道谢，辞了老乡，又踏上了旅途。一路上尽是高低不平的水洼，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个跟斗，约摸走了二十来里地。过了三个村，似乎应当是军庄了，我顺着村中的大道蹒跚前进，忽然看见旁边有个大门开着，心想这倒不错，不用叫就开了，我且进去看看。进了大门，只见横躺竖卧睡了一院子人，四处鼾声大作。我往身边仔细一看，一个皇协军正坐在那里抱着步枪在打盹呢，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退出门来撒腿就跑，一气跑了足有十几里地，又到了一个村庄，脚步才慢下来。究竟哪是军庄呢？刚才那个村敌人正集中民工修炮楼，不像是军庄，这个村是不是呢？一旁又一处门开着，有上次教训这次不敢贸然进去了，我贴着墙根偷眼向里张望，哈哈，我顿时心花开放，我认出了这个地方，一年前我们和42地区队在这里赛过球，那就是那个篮球场。没有错，这就是军庄。
夜晚去叫老乡是困难和危险的，于是我退出村来找了一块苇地想先休息一下，找到了军庄，心里踏实多了，在一块草地上一躺，立刻酣睡过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到村里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干部回答说：“昨天晚上魏政委已经走了，告诉说如有人来联系，就到白洋淀去，去后到大马庄打听即可。”我听后如获至宝，吃了早饭，请村干部派人把我送回郭家村，白天的情况容易掌握，一路很顺利，不到傍晚就回到目的地。
李惠回到郭家村，说了说情况，大伙上路心切，决定当晚就走。这一天，是1942年的8月13日。
自“五一”大“扫荡”以来，好几个月，大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成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今天又在一起夜行军，仿佛又回到了大“扫荡”前安定的岁月。人人心情都很愉快，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轻声唱起歌来，几乎忘了是在敌占区行军——已不是昨天的冀中根据地了。一早，到了白洋淀边的大树刘庄。大马庄三面环水，要去大马庄，必须上船走水路。从大树刘庄上船，是最近的一条路。这里属游击区，离敌人据点很近。不能久待。所以进村后，社长苏路立即派人去找船，大伙就在堤上等着，看着堤上的绿树，看着白洋淀的湖水，心里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再有最后一段水路，就到“家”了。一些人蹲在湖边洗脸，小声哼唱着歌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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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2）
然而，13日似乎真的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正在大伙等着上船时，忽听街上的人像炸了营似的乱嚷乱跑起来。枪声也响了起来，焦脆的枪声一声声就像在耳边一样。派去找船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嚷道：“敌人从东边进村了，快跑！”这边立刻乱了营，有的跑散了，后来自己去了大马庄，有的被捕，有的则不幸牺牲了。
跑散后自己到了大马庄的高峰回忆说：我们这十七八个人，只有苏社长带着一支小手枪，他又是指挥员，本应都听他指挥，可是，由于大家缺少经验，一听有敌情，都跑散了。有的钻了苇塘，有的跳到水里，有的爬到老乡的房顶上……苏路同志的喊声，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见。我随着苏社长顺千里堤往西跑去。跑了不远，苏社长和张民同志闪进堤南一个门洞里。他们叫我跟进去，我想：门里是死胡同，不是等叫敌人捉活的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顺千里堤向西跑去。“别跑！再跑打死你！妈那个×……”汉奸车子队，边打枪，边骂着追过来。我心想：别咋呼，打死归你，打不死是我的！我和老乡们一起，顺千里堤，一口气跑进高粱地，才算脱开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烧房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村庄。老乡们在村外远远的站着叹气。我第一次来这个地区。人生地不熟。哪个方向是什么村庄都闹不清楚，只好看哪里有老乡，就凑到哪里去打听。可是，老乡们见我是个陌生人，口音不对，立刻就向我投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怯生生地溜走了。他们吃够了化装汉奸的苦头，怀疑我也是个化装的汉奸。这在“五一”大“扫荡”后的残酷岁月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大树刘庄南边远离村庄的庄稼地里，我像个失群的孤雁，由这个井台走到那个井台，由高粱地钻进玉米地，再由玉米地钻进高粱地。转来转去，观察村里敌人的动静。从头天下午出发，走了一夜，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碗饭，肚里叫，口内渴，太阳晒，又不知道同志们在哪里。急得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一点多。在一个有三四棵树的井台上，我和王涛同志相遇，亲人相遇，高兴极了，我们互相交换了各自知道的情况，估摸了大马庄的方向以及大概距离。
村里的枪声停止，烟火虽已熄灭，老乡们还是不敢回家。这里因为有高粱秸子和千里堤上的柳树林挡着，看不清楚村子里的情况，敌人是不是撤走了也搞不清楚。我和王涛同志合计了一下，决定绕道去大马庄。
下午三点多钟，我俩正在芦苇丛中，沿着蜿蜒的小道向前钻行时，大树刘庄周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于离我们较远，我们没有理它，继续向大马庄奔去，本来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程，由于绕道太远，在苇塘里钻来钻去，太阳快落的时候，才到大马庄。一到大马庄就像到了家，立刻受到分区负责同志的接待和安慰。在亲人面前，我们犹如还乡的游子，含着温暖幸福的泪水，使劲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双手，喉咙里梗着一块东西，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幸被捕的管林同志回忆说：在这突然的袭击下，我们的队伍乱了。敌人很快出现在堤坝上，并把我们的退路切断了。一边是望不到头的湖水，一边是步步逼近的敌人，我们的队伍进退两难。敌人继续向堤坝推进，我们已无路可走，怎么办呢？只得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向淀中游走，越走水越深，很快就没到胸口了。因为我不会游水，一沉入水中就感到迷迷糊糊，失去记忆了。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把我托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火线剧社的音乐教员张刃先同志。他用手托着我，把我送到一块四面环水，不到几百平米的园子地背坡上。与此同时我发现黄枫（火线剧社的男演员）托着张子舫也来到这块园子地的背坡隐蔽。我们四个人上身伏在斜坡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密切注视着对面敌情。这时听到敌人正在堤坝上喊叫，他们要下淀搜索，堤坝离我们也不过百十米远。我想：完了。今天很可能遭到不幸。要是自己会游水不就可以脱离险境吗！我恼恨自己偏偏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封建家庭里，不要说游泳，在家连看别人游泳也会受到干涉。现在怎么办呢？看到张刃先、黄枫同志为了我和张子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陪伴着我们，我实在不忍心，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游走的。我向张、黄说：“你们潜水逃走吧，不要为我和老张（子舫）做无谓的牺牲！”
张刃先听后操着广东口音说：“活，活在一块；洗（死）洗（死）在一块！”听了他的话，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才可能有这种胜过亲兄弟的阶级友爱。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枪响，见一个人从对面园地沿上跌落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纪剧社的罗品同志。他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白洋淀水。我们心中都感到失去战友的悲痛！我很想让张刃先，黄枫他们离开我们潜水游走，他们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张子舫能给他们创造逃走的条件，他们才会走。于是我便慢慢地向园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园地上的玉米只长了二尺多高，长得又是那样的稀疏，掩蔽不了我们。我看敌人还未到这块园地上来，正想叫张子舫过来，只听到张子舫悄声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随即答腔：“老张，你过来吧！”于是张子舫和我爬到一块。这时堤坝上的敌人喊闹声和老百姓哭叫声混在一片。我想：我们逃脱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扫荡”动员时上级布置的精神：“要注意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万一被敌人包围，要借群众掩护，随时准备口供灵活机动地应付敌人。”想到这儿，我就和张子舫商量如何准备口供。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3）
我们刚把口供准备好，就发现面前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们走来。到了跟前，他们站住问道：“你们的，妇救会的干活？”我们回答说：“不是妇救会，我们是老百姓。”之后鬼子便把我们俩用船运上堤岸。临下船时，我突然发现我衣袋里有半支铅笔，心想若被敌人搜出来会带来麻烦，便乘敌人不备，随手将铅笔扔到水中。
我们被鬼子带上了堤坝，敌人又说我们是妇救会的，我们仍坚决否认。鬼子拿起木棒朝着我的肘关节狠狠地打来。当时因心情紧张和对敌人的仇恨，并没有感到十分痛疼。一棒子下去我的肘部立即肿起来。接着鬼子又用穿着大皮靴的脚在张子舫肚子上踩。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怕被敌人奸污。我们是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敌人若是糟蹋，我们就和他们拼，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敌人糟蹋。
我们来到堤岸上，突然看见黄枫也被捕了，胳膊上拴了一条手指粗的绳子。我们心中立刻扑通一声，暗想这可糟了！在堤坝上，我们看到同志们的衣服，床单被敌人散乱的抛了满地。还看到张蕊，刘桂两个小女同志，赤着膊坐在堤坝上呕吐。我和张子舫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说：“怎么我们剧社这样倒霉！”
日本鬼子把我和张子舫带到用床单盖着一位牺牲者的遗体前，鬼子把床单掀开让我们辨认。当我们认出牺牲者是我们的导演路玲同志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条折叠起来的毛巾，捂盖在她的胸口上。显然，她是被敌人用刺刀捅死的。从她的面部遗容，可以想见她被俘后与敌寇搏斗的情景。我们心中万分悲痛，但强忍住泪水，一口咬定：我们不认识她。管林她们几个被捕的女孩子，还有一位男同志，被伪军用自行车拖着，带回啵菥莸恪Ｔ谟斜硐值枚己芗崆俊９芰炙担拔颐且槐徊叮橹暇透狭恕！辈煞霉芰旨锹肌；璺ㄓ龋罄床胖溃笔倍运羌父霰冉虾推⑽峭ǚ绫ㄐ诺囊桓龃蟾鑫本褪俏颐堑哪谙吖叵担夥藕笤谏蜓艟ぷ鳎刮芰值刃垂っ鞑牧稀Ｓ捎谟凶橹系挠龋芰炙强诠┮脖嗟媒虾茫腥俗ゲ蛔∈裁炊鳎詈笥靡煌蛭北医父霰环呐臼炅顺鋈ァ７凑潜舜诵恼詹恍伞３鲇翘欤本映せ顾担骸澳忝腔厝ズ螅沟蹦忝堑陌寺罚一沟蔽业暮杭椋焙罄矗且舱纷チ寺肺鳌�
回忆起在那次遭遇中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在堤上的路玲，火线剧社的老人们都露出痛惜的神情。路玲是上海人，卢沟桥事变前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喜欢文艺。和苏路在上海演戏时认识后，情投意合，两个人就自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