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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的价值对山岳地区如何重大。”而“五一”大“扫荡”已足为“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日华北派遣军另一官员则声称“此次作战称为棉花战亦无不可。”
当年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军的兵粮站。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聂荣臻回忆，在1941年9月的一天，他带着几个干部登上平山县一座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兵粮站的粮食，“乌克兰”的布匹，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更令人难忘的，是冀中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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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1）
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老红军吴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曾无限感叹地说，冀中的百姓的觉悟，“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当然，“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国内战争，一个是民族战争。”冀中的老人们在说到冀中的百姓为何抗日觉悟较高时，说的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原因：教育水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日本人的烧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八路军、共产党来后的动员、组织。在外国人眼中，冀中平原是怎样的呢？一位名叫和田真一的日本反战士兵，是这样描述冀中平原的：如果没有战斗，就是说没有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扫荡”，冀中是一个和平富饶的地方。杏花盛开，柳绿遮盖着村落。阳光在浮动，远处的村庄好似浮在湖水中的小岛一样，此时放眼望去，河北的原野实在美极了。
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
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
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应该说，冀中平原，也同样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有这么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学生，“这是与其他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人民杰出的子弟，带着“一二·九”运动的记忆，带着“七七”事变的硝烟，回到家乡，他们会向父老乡亲们诉说些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们说起日本兵的残暴，说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举行大演习时杀死中国孩子的事情。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当日军进朝阳门时，当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纪才11岁，和他的哥哥也打从那里经过，看见日军耀武扬威的情形，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哥哥听了，恐怕惹出祸来，想连忙带着她跑开，殊不知凶蛮日兵，在愤怒之下，竟将我们这11岁的女孩，从她哥哥手中夺去，丢在坦克车的下面，压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这残酷的情景，莫不饮恨吞声，不忍卒睹！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说起汉奸们的可恨，说起1935年12月16日大游行时同学们被拒之门外，只能以血肉之躯撞开城门的经历。清华大学的校史是这样记载的：这天，由清华大学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时即出发，途中联络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们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书写的“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向西直门前进，于八时许到达。城门仍像七天前那样紧闭着。同学们转向阜成门，又被拒于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门，仍遭闭门阻拦。领队乃决定一部分学生约四百余人，留于西便门，其余六百余人向永定门进发。留在西便门的学生来到附近的铁路门，想从这里进城，城门也关闭着。同学们同城门上面的军警展开了说理斗争，促他们开城，交涉甚久无效，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于是，决定用血肉之躯去冲开铁的城门。立刻，几百条臂膀结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巨流。“一，二，三，冲！一，二，三，冲！”大家有节奏地喊着，奋力地冲击着铁门。从高处望下去，煞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的千年古岩。北风如刀割，寒气穿透棉衣，袭人肌肤；可是，同学们却汗流淋漓，早已驱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后面的就换上去，一刻也不停歇。渐渐地，闩住城门的铁环开始动摇，门缝愈来愈大了。城头上的军警见势不妙，急忙从城墙上砸下大块的卵石和砖瓦。这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一面加紧冲击城门，一面向军警们回敬了大量的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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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2）
约十时许，铁门终于冲开了，顿时爆发出一阵震天的欢呼。
冀中的百姓们，或许不知道坦克为何物，但他们一定知道一个孩子从小长到11岁，是多么不容易。冀中的百姓们，或许没到过北平城，但他们一定懂得，大块的石头从城墙上丢下来，是会砸死人的。可以想见，在那些日子里，在炕头，在田间，在井台，在河边，人们一定都在谈论着从城里回来的学生们带来的消息。
或许，在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更谈不上电视的冀中农村，农民们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从回乡的学生们嘴里得知，东洋鬼子占了东北不说，还想占华北，还想灭亡中国。而政府却一味退让，并用大刀、水龙、石块来对付学生。
比如说，像深县西蒲町村这么一个离县城25华里，480多户的村子，“‘七七事变’前，全村有三十多人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七人是大学程度（三个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未算在内）。这些人每年都要回家度寒暑假，他们在家里随时随地宣传日本侵华和城市里的反日活动情况，他们的宣传很容易地被群众所接受，”因而早在“七七事变”前，村里百姓就知道“高丽”亡国后，日本人把那里的百姓当牛马，一点自由都没有，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等。“所以西蒲町群众非常痛恨日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人们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说这是“洋药材”中国人是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有些百姓听了学生说的日本兵如何残忍，也是半信半疑。觉得咱不招惹他，能把咱老百姓怎么样？很快，当1937年夏、秋之际，日本兵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推进时，冀中的百姓，特别是交通沿线的百姓，都亲眼看到，日本军队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老百姓，日军士兵是如何如同一路释放着罪恶的怪兽一般，在身后留下无数尸首和废墟。1937年9月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侵入大城县子牙河北村，盘踞7天，残杀村民147人，来不及逃走的群众几乎无一生还，34户被杀绝；12日，又在姚马渡村残杀村民70余人。1937年9月9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又往南侵入青县，在青县北王庄这个只有37户、180人的小村，杀死30人，烧毁房屋100余间；1937年9月10日，大批日军侵入青县流河镇，仅半天时间，这个不满500户的小镇，就有86人被杀，6户被杀绝；
1937年9月15日，日军第14师团数千人渡过永定河，16日占领固安、永清县城，18日占领涿县城。短短几天时间，日军在这一带就杀死无辜百姓近2千人；1937年9月18日，又一股日军侵入大城县，在其后的几天，日军在大城县境内八方、韩裴庄、西庄、李贾村等地接连制造几起惨案，杀死百姓483人，在八方村村民李宝瑞家墙上，还留下用我同胞鲜血写下的“此村鸡犬不留”几个字；1937年9月20日，雄县大清河沿岸娘娘宫（现名兴隆庄）一带群众，自发起来与进庄奸淫妇女的日军搏斗，打死日军80余人。战后第4天，千余日军前来报复，娘娘宫一带18个村庄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3天，几百群众被惨杀；1937年9月22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在徐水县于坊村遭到抗日武装痛击，日军立即疯狂报复，屠杀村民33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保定，在北关和东大街惨杀居民50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沧县，在二天时间里，就在张辛店、柳孟青、捷地村等地杀死322人；1937年10月8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正定，当天就在城内及近郊实施大屠杀，共杀死百姓1500余人。受害最重的岸下村，250
户人家中有55户被杀绝；1937年10月12日，日军侵占正定东南的藁城，在梅花镇杀了3天，全镇550余户，2500余人中，有46户被杀绝。
但是最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