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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与山东的斗争形势。这个布置，我们要求山东在整个战役上应让华中先在苏中取得一二个战役的胜利后，再转移兵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构想以及对主要作战方向的判断，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基本上是符合解放战争初期华中战场的实际情况的。蒋介石果然把苏中作为主要攻击方向。随着战局的发展，主战场逐步由解放区前部转入纵深地区，再由淮海区转向山东。
苏中位于整个中国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地区隔江对峙。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把夺取苏中、苏北作为重要目标。从1946年6月中旬到7月初，蒋介石先是通过马歇尔，后来又亲自出马，要中共让出苏北（国民党所说的苏北，指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包括苏中在内），作为恢复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他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许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
长期战斗在大江南北的粟裕，对于苏中的战略地位和蒋介石的阴谋早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及时完成了在苏中地区作战的准备。
6月6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准备打”的指示当天，华中军区就把在苏中作战的部署报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
华中军区的电报，分析华中地区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长江北岸国民党主力部队4个军“有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之极大可能”。“如果兴化、东台一失，苏中九百万人口之富裕区无法坚持，只有变为游击区，盐阜、两淮变为战场，使华中地区受极大威胁。”根据这样的认识，提出了华中南线作战部署：“为转变这一不利形势，我军决心集中一、六两师及七纵队（共十六个团）对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加以攻占，吸引顽二十五军、一百军（共五个师及两个纵队）出来决战，在此一地求得打两个至三个大仗，达到歼灭顽二个至三个师后，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
6月7日，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苏中的东台，与5月初到达苏中前线的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会合，布置临战前的准备工作。
6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并告陈毅的复电，同意华中军区的作战部署，指出：“（一）国民党攻我淮南（津浦）路东，现又攻我（津浦）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办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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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形势 作出华中作战部署（3）
陈毅于6月12日发出致华中分局并告中共中央的电报，表示“中央巳真（即6月11日）电悉。请分局根据此方针执行”。同时提出了在华中组织两个野战军、兼顾两个主要作战方向问题，而将作战重点置于淮南。电报说：“华中宜注意沿江汤恩伯、李品仙两个主要进攻方向”，为此“已令五旅归建，可在淮南组织二万人以上的野战军，保卫（津浦）路东”。陈毅认为，“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
粟裕于6月16日召开各师、纵队首长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和陈毅军长的指示。大家分析敌我态势，权衡在苏中或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作战比在淮南作战更为有利。在兵力使用上，应当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如果同时组织两个野战军，在两个方向同时对敌军作战，不仅现有力量难以做到，而且分散我们的力量。为此建议将五旅调至高邮附近，首先集中兵力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以挽回淮南一时之损失。这时敌情发生新的变化，国民党第一百军（即整编第八十三师）已集结泰州，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九军已分别集中于扬州、南通，并且沿扬泰线和口岸至泰兴一线修筑据点网，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亲自到扬州部署作战。我军如按原计划攻击泰州，虽能打开缺口，但费力很大，难以拖住北进之敌。如果高邮、兴化失守，不仅苏中局势会恶化，对整个华中局势也将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决定调整作战部署。
会后，粟裕即将新的作战部署上报陈毅军长，建议将第五旅调至高邮附近，“俟五旅到达高邮，增强高邮、邵伯防务后，即集中一、六两师及七纵攻占白蒲（白蒲系停战后被顽侵占，虽向执行组提出交涉，至今数月毫无结果），与歼灭可能由南通来援之四十九军（即整编第四十九师）”。
陈毅于6月18日和19日先后发出给华中野战军的复电，表示“一般同意粟所提主力集结使用原则”，但是坚持将五旅调往淮南。对于敌情的判断，认为我们对“顽之进攻情况素不明了”，敌人“目前先进攻天长可能性大”。在作战部署上，主张“让敌先动，放开两手，让敌深入，然后择一路歼灭之，再逐次横扫。作战方案不可预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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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战争初期内线歼敌建议（1）
进入6月中旬，蒋介石的统帅部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他们的战略企图是：以主要的铁路干线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并歼灭人民解放军主力；或将黄河以南的人民解放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然后聚歼于华北地区。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处于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中原解放区和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华中解放区。
蒋介石对这个计划颇为得意，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
中共中央判断，“七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①
1946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制定了南线和北线的战略计划，征询各战略区领导人意见。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和《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提出，由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进行的南线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太行（晋冀鲁豫）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占领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线以及豫东、淮北各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占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各个要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指华中军区所属淮南军区第三、第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第二阶段，“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中共中央强调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①
显然，这一战略计划是服从于六个月内外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这个政治目标的，是一个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蒋军向北，我军向南，敌进我进，迫蒋议和。
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的时候，粟裕正在苏中海安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在苏中地区作战的准备。
6月21日，粟裕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形势和任务报告，着重讲了大兵团作战应当注意的问题。
6月22日，作战部署就绪。
6月23日，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军区发出电报，报告当面敌军动态，提出作战方案：“拟于二十五日以一部攻占白蒲（停战后被占的），而以主力歼灭其由南通来援之敌。”同时对《新华日报》华中版记者发表谈话，警告国民党反动派悬崖勒马，遵守协定，实现和平民主。否则，“因此而产生的任何严重后果，都应该由你们来负完全责任”。
6月24日，蒋介石终于撕下假面具，公开宣称：“四十八小时以后将有惊人之举。”两天以后，调动30万军队围攻中原军区部队，打响了全面内战第一枪。
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于6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分局并告陈毅、舒同的电报，指令华中野战军西出津浦线作战。电报说：“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津浦路以东、运河以西地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要求他们在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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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战争初期内线歼敌建议（2）
陈毅随即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淮南，执行津浦路蚌浦段作战任务，首先“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五旅及谢（祥军）纵在六台、天长之间整训”。
粟裕和刘先胜、钟期光原计划到林梓前线指挥已布置好的作战，接到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立即下令停止行动。
粟裕认为，中共中央筹划的这一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重大，必须做到初战必胜。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如何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权衡在苏中作战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更为有利。粟裕说：“仗是非打不可的，南边走得脱，北边也走不脱。苏中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地形复杂，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方策应，条件是很好的。要打就在这里打。”
6月27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军委、陈毅军长和华中军区，提出了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的建议。
粟裕的电报说：“在三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方案，由五旅、淮南独立旅和第九纵队等八至十一个团担负淮南作战任务，华中野战军主力“以扬、泰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第二方案，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但须留下第十纵队（即谢祥军纵队）和第七纵队守卫苏中。他认为，在战争初期，对士气民心尤应特别重视。“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一、六师和七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①
第二天，粟裕召开各师和纵队首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首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粟裕认为，这个行动关系战略全局，应当由华中分局作出决定。会议一结束，就从海安出发，长途跋涉300余里，赶到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驻地淮安，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面商如何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令。
与此同时，粟裕在实际工作中作了在苏中作战或到淮南作战两手准备。他要求华中军区测绘队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军用地图，开始筹划华中野战军西进淮南的作战行动。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赞同粟裕的意见，四人联名于6月29日发出向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报告。
这个报告首先分析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认为“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仅一百三十八万人口），交通不便”。而“苏中公粮收入占全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共九百万人口），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当面共有顽军九个师（旅），我军主力亦集中于苏中，如即向淮南转移，不仅七月十日难以到达（须迟至七月二十日），且将使苏中有迅速被顽攻占之极大可能。”“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