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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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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歹的民军组织。11月底,第一军浩浩荡荡开入广州。空气顿形紧张,陈炯明公开宣示他的裁军主张,矛头直指其他民军组织,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和抵制。      
  胡汉民担心做酒容易请酒难,搞不好天下大乱,何况民军是他招来的,内心深处,惟恐背上“兔死狗烹”的恶名,因此和陈炯明发生意见分歧。省城谣诼乱飞,说胡、陈二督交讧,广州将面巨大战祸。省城的绅商迫切希望尽快解决民军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他们是站在陈炯明一边的,因为陈炯明是原省谘议局议员,以主张禁赌而誉满全省,而对胡汉民他们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同盟会的一员干将。      
  正当胡汉民感到万分苦恼之际,12月初,黄兴从前方来电,请广东派兵北伐。也许这是解决内部纷争的最后办法了。      
  当时长江沿线战况,险恶万状。袁世凯的北洋军攻陷汉阳,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本来,以北洋军的实力,夺取武汉三镇,热熬翻饼耳,但袁世凯老谋深算,他对气数已尽的清政府,兴趣索然。在收复汉阳之后,便勒兵不前,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斡旋停战,并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      
  尽管战事已近尾声,但广东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派兵北伐。他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万一各路帮会在省城火并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陈炯明出任北伐军总司令。但由于南北议和已经开锣,广东的北伐军除了一支先遣部队以外,并未真正出动。      
  陈炯明志不在北伐,他的目的是要解决民军问题。12月21日,孙文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时,胡汉民以迎接孙文为名,突然挂印而去。陈炯明代理都督,这是天赐良机。他立即采取行动,先遣散一些零星集合,没有武器的小营。不愿退伍的,编为工兵;凡服从遣归的,分别给予恩饷功牌,而各统领则继续支薪水。不显山不露水,杯酒释兵权。芟夷枝叶之后,再向那些不服命令、扰害公安的民军开刀,杀了一名违抗军令的民军头领祭旗,然后宣布惠军罪状,一举将其缴械遣散。其他民军无不震慑,陈炯明成功地在短短10天之内,宣布编遣民军40多营,共三万多人,稳住了广州的大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如果不是陈炯明铁肩担当,力任艰难,广东大局,如何能在惊涛骇浪之中,轻舟强渡?他的政绩,有目共睹,获得人民的普遍欢迎。      
  第二章 坐失良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但孙文却把政权交给了北方官僚袁世凯。同盟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就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在漫长而沉闷的历史岁月里,它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遥远的梦,可望而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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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大国的迷失(18)        
  然而,1911年并不沉闷。      
  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国家就在你的案头上,你只消起草和颁布法令、开会演讲、出席各种宴席、签发委任状,整部机器,就在你的指挥下运转起来了。      
  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就开始了另一场角逐。大家都密切注视着未来政府的人事安排。一些所谓的宏儒硕学、耆宿名流,现在频频出入于革命党人的寓所,挥毫题诗,拍照留念,互相吹捧。      
  12月25日,孙文一行人抵达上海,船泊吴淞。上海都督陈其美和黄兴等人都来迎接。汪精卫已从北京出狱,这天也来欢迎。大家相见狂喜。      
  孙文召开党内高层干部会议。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陈其美都出席了。关于未来的建国模式,孙文在回国之前,曾对《巴黎日报》的记者表示,中国“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 宋教仁主张未来政府采取内阁制。但孙文说,内阁制是平时用以防止寡头政治,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必须独揽大权。不过,他保证不会自居于神圣地位,以误革命大计。最后大家同意了采取总统制。      
  12月29日,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于公历元旦入南京就职。旅沪的广肇潮嘉同乡会募集了70万元军费,以壮临时大总统的行色。      
  1912年1月1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永矢不忘的一天。上午10时,孙文偕各省代表由上海乘沪宁线专车赴南京。下午5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入了下关车站。当晚,孙文到达总统府所在地:旧两江总督署。晚上10时举行总统受任礼,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      
  中国的君主专制从此结束。      
  孙文没有忘记举行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他带着一群甘苦与共的党人,亲自到明太祖孝陵拜祭。孝陵在钟山之阳,当年诸葛孔明登临此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钟山龙蟠”;据说晋元帝曾看见山上有紫气缭绕,因此又把钟山称作紫金山。风水学认为这里是“众山之杰”。康熙年间,洪门五祖立下“反清复明”、恢复炎黄甲胄的宏愿,在经历237年之后,终于由洪门的弟子实现了。      
  孙文站在钟山北麓,眺望茫茫大地,一时间胸中血气翻涌,不能自已。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操控局势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文。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能够左右北京那个小朝廷,他以制造军人骚乱和拉拢党人的办法,使不少人相信孙文无法驾驭各个党派,使之协调一致。      
  长期以来,史家咸谓,孙文是被同盟会的同志所迫,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揆诸史实,早在11月16日——距武昌起义时仅一月,南北议和尚未开始,孙文仍在伦敦——他在致国内各省的电报中,已提出推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但求早日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得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 据胡汉民说,孙文表这个态,是吴敬恒打电报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孙文意气飞扬,心情愉快,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他决不会因吴的一封电报,便改变初衷,委婉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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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大国的迷失(19)        
  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吴电与他不谋而合。尽管是为了表示清高,但出于孙文主动,并非受到外间压力,则殆无疑义。      
  孙文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狡猾善变”的袁世凯。在他回国时,孙、袁二人的总统呼声都很高,孙文依然主张由袁上台,不过是纵横家的谋略。途经香港时,孙文向胡汉民解释拥袁的动机,只是利用袁来推翻满清,同时要做好打倒袁的准备:“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可见,早在共和政制正式奠基之前,孙文已经在打着“二次革命”的腹稿了。      
  同盟会的党人都不愿意再打仗,黄鬍子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孙文宣告“禅让”,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大清宣统皇帝退位。紧接着孙文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      
  孙文对领导这样一个混乱、衰败的国家,缺乏思想准备,他甚至连维持同盟会的团结都做不到。当初同盟会为自己订立的政治目标,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目标,并非只有革命党人才可以做到,袁世凯也可以做到,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因此不能说袁篡夺了革命成果,只能说这场革命简直是为袁度身订做的。      
  “驱除鞑虏”一直是同盟会最有号召力的旗帜。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昔日与“鞑虏”斗争的同志凝聚起来,于是,分裂便不可避免了。      
  导致分裂公开化的关键,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大会,照例又成了一次吵架大会。对政党政治一往情深的宋教仁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就应该变成一个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的运动,代表国民监督政府。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正确的政治主张。      
  但在帮会里混久了的会员们则竭力反对,他们认为“革命目的尚未达到,党中还应该保持秘密工作,不宜因侧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把宋教仁等“组党派”称为右派,而“帮会派”则称为左派。左右两派已俨然对立。      
  在制定约法的问题上,胡汉民和宋教仁大开舌战。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胡是孙文的代言人。孙文虽然还没有放弃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所争持的重点,已由大权独揽的总统制,转向地方分权了。      
  宋教仁认为,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形同虚设,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势必天下大乱。而且只有中央集权,国力才能振复,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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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大国的迷失(20)        
  “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胡汉民反驳说,“满清末年就是一味想集权,挽救颓势,结果造成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况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和日本相比。美国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也没有分裂。”他特别提醒大家,“这次中国革命的大火,并未烧到北京,那里还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老巢。如果对他们的野心不加防范,共和马上就完蛋,还谈什么富强?”      
  宋教仁说:“你不过是怀疑袁世凯罢了。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就算他有野心,也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      
  胡汉民说:“内阁制完全依靠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非常薄弱,一旦受到压迫,根本无力反抗。今革命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专制与共和互为倚伏。”       
  两人相持不下,由孙文出面调停,建议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加上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来可以表明革命的意义所在,二来也可以防止个人窃国。这固然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但一纸具文,是否有效,却殊堪怀疑。以一笼统口号,掩盖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辩论,对政治前途未必有利。      
  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当初在汉口订立的组织大纲,作了重要修改,由美式总统制改为法式内阁制。革命党解释,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当时的情形有类于美国的13州联合,所以宜仿美国采取总统制;现在各省已告统一,宜建单一国家,所以要学法国的内阁制。说穿了,无非是总统制有利于孙文独揽大权,便宜施政;而内阁制则是要钳制袁世凯,防止他独揽大权。      
  国家政制这么严肃重大的事情,也随便因人而易,可见“民主共和”的血清,在胚胎中就已经受到了污染。      
  两天以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派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专使,北上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是,幻想迅速破灭。袁世凯支吾其词,就是不肯动身。2月29日晚,北京发生兵变,乱兵抢掠多家商铺。流弹从南方使者下榻的旅馆上空呼啸而过。袁世凯正为找一个拒绝南下的理由挠破头皮,这场兵变真是及时雨,老袁大喜过望,连呼“天助我也!”      
  袁世凯借口坐镇北方大局,拒不南下。汪精卫、宋教仁诸人惊魂甫定,亦同意了他不到南京就职。1912年4月1日,孙文正式卸任。偕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离开南京,辗转南下。4月24日孙文抵达香港,换乘兵轮,次日下午抵达广州。省城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这位下野总统。      
  孙文的南下,对于北方政府来说,喜忧参半。孙文一再表示,下野之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但袁世凯不敢肯定,这位洪门大哥,是否真的会一门心思去修铁路,还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为了摸清孙文的底牌,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一晤。孙文慨然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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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大国的迷失(21)        
  8月18日,孙文启程北上。8月24日,由天津入京,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当他乘坐的专车驶入前门车站时,军乐队奏着欢快的乐曲,儿童队伍唱着欢迎歌,礼炮轰鸣,人们挥动着帽子,掌声雷动。孙文乘坐一辆金碧辉煌的朱轮马车,车内衬着黄缎,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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