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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厂的扩展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增速。受制于人才、管理团队和市场大小的供给和限制，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就会遇上瓶颈。如果股东在第一年就拿走了20万。那么这个厂永远都是这么大，就和小农经济社会一样，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了，大部分时间，gdp的增速只能在0附近徘徊。
为了更好的促使贵族和富豪们花钱，帝国实行了帝都巡回制。隋炀帝通过兴修大运河南巡花费的钱是国库和民脂民膏，导致透支国力中央财政破产是前车之鉴。但是这种巡回同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南朝的遗族仍然在江南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了拉拢和震慑这些身怀不臣之心者也是需要建立近距离的空间感的。和前朝的迁徙各地权贵与京都和修建两都或者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如今的时代，铁路和航运的发展，各地的联系已经超越了古典时代的政治性需求，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已经让分裂失去了市场，那么不花国库的钱让消费巨额财富权贵自己到处游玩的帝都巡回制就是穿越众结合古今中外的一大创举了。像各个大一统的王朝一样（周代就有东西两都镐京和洛阳、秦有雍都和咸阳、汉到隋唐有长安和洛阳，）搞两都很大的必要性是为了监督管理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豪族和关中平原的统治者像对立，这种对立周代就建立起来，改朝换代基本都是关中地区笑到最后）。现在的巡游不仅仅是帝国诸多大城市的巡游，还是穿越众打折皇室贵族的幌子拉动呵呵巡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奥运会式活动。
清朝时皇帝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要巡猎承德，建好圆明园之后就常年呆在里面不肯呆在紫禁城里面，原因除了要和蒙古这个盟友加深感情与养生之外就是保持满族权贵弓马娴熟的习惯。华夏帝国的皇室贵族的全球巡游也一样。帝国的官僚体系和贵族体系完全分开，虽然技术官员和政治家可以获得爵位，但是不能影响掌握权力的贵族云集的参议院，资本家才是真正的帝国主宰者。这些有钱人并不呆在帝国的某个固定的地方，根本没有前朝、历代王朝被圈养和限制人身自由的限制。他们跟随者皇室不断的三年一换，在一个个大城市和优越的海边港口迁徙，就像奥运会一样，每个被选中的城市都被这些权贵驻扎的三年时间催肥了。
皇室和贵族们每年的资本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5分之一（除开最大的贵族穿越众的家族那超过国民收入三分之一的这笔虚钱，这笔钱几乎等同于国有企业的上交财政的分红。不可能用于个人消费，直接被穿越众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科研中去了，那些穿越众的生活费仅仅只能维持比普通工人高一点的收入。其他职务和兼职收入另算），而他们显然是花不完每年的收入的，为了减少经济危机和促进帝国各地均衡的发展，每个被选为帝国三年一届的权贵巡游城市都是临时都城（仅限本土的一级国土），皇帝都要避暑或者避寒到南半球休假，政事全部都交给太子处理（反正就是充当人形图章的职责）。而各个领域的大资本家兼职贵族们们随行不仅仅是为了讨好皇帝这个唯一和穿越众联系的纽带，还要从保持曝光度热度和人际关系出发参加贵族们的集体活动。三年一度高级公务员考试（入门考试每年都有。但是升级为子爵以上的职务就要三年一次）和各大赛事（足球、赛车、赛马、赛艇）也被集中在入选城市举行。这些城市除了出名之外还能获得巨额的门票收入，旅游服务收入和投资。市政建设和配套设施的水准一般都能上一个台阶。
建国之后，这套制度让太平洋沿海十个港口和传统内陆大城市飞速的繁荣起来。到了今天，自然轮到了期盼三年的辽宁沈阳。
沈阳作为辽国上京道的中心和金国的都城，一直都是一个多功能的城市，像其他的幸运儿一样。被大量消费的游客和权贵们注入了大量的生命力。源源不断的外部资金转化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繁荣的保证。各种配套设施不断的建设竣工，各种服务业的软硬件都建立起来。一个大型的多支柱综合产业型的繁荣新兴城市就出现在了世界上。
帝国的中央直辖市（在帝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最高级行政级别，属于政务院管辖的）只有六个，法定首都是神京（洛阳新城区），经济首都是新京（上海）、军事首都是武都（兰州）、文化首都是文都（汴梁得益于旧时代的首都地位，在人口密度和人才聚集度上极占优势，先是穿越众为了拉拢权贵和吸金在汴梁修建了大量的奢侈品产业和文化服务业，还有大量的竞技场、赌场、剧场、博物馆和艺术馆。奠定了类似拉斯维加斯兼职好莱坞的汴梁人文中心的地位）。行政中心也就是行在是随着皇帝所在不断转移的随机大城市，太子和自然科学院自然就呆在广州这个科技和贸易中心作为应对危机情况的陪都。
多中心的帝国非常的有好处。不仅仅是因为地域广大或者统治需要，多个中心就能建设多个超大城市，就能均衡的布局和发展各地的经济，广州作为陪都更是学习明帝国朱棣的先进经验。虽然没有明帝国有蒙古那样的边患，但是陪都的机构和行政首都（行在）不仅仅能吸收大量的官员作为储备和见习阶段的过渡岗位，还能容纳大批技术官僚和政治家养老与休假式治疗（你懂的）。这在过去的王朝是不可能的，党争失败的人永无机会东山再起。这个陪都就成为了一个容纳旧时代政治模式和遗老遗少们勾心斗角的蛊池。同时也是一个警醒当政官员的措施，一旦出了问题，最有可能弹劾他们紧盯着不放的不是帝国的公检法或者外部监管机构，而是这些盼望填你空出坑位的萝卜。
这种三方监管的模式已经是穿越众能做到的极限了，体系内有公检法，体系外有廉政公署和民间媒体，在权利的边缘还有一大堆等着你出错的萝卜，帝国的官员几乎所有的行动都被盯的死死地。这个时代是华夏官员最苦逼的时代，精神上的压力最大，同样的，高薪养廉也是很前无古人的。每个月的养老金有退休致仕前薪资的80％，还有一次性领取的巨额在职期间积累的养廉公积金，医疗和生活上的各种福利照旧（高于国民养老福利）。按照购买力折算，高级官员的薪资起码是旧宋时代的五倍以上，低级官员起码有十倍的上涨。所有的灰色和黑色收入被制度和监管逼的没有了，要想保持官员的积极性和办事效率。那么就有挥动穿越众最爱的金元大棒了。
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是封建农业的千百倍，那么税收自然是旧时代的千百倍。就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旧宋时期，亿贯制钱的财税就是登峰造极了。元祐末年创下了封建时代税收的最高值，这个数字在旧时空一直到人口超过了4亿，国土面积超过了北宋四倍的我大清洋务运动末期才被超越。那么资本主义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力已经进阶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华夏帝国呢？旧时代的一贯钱相当于5元，建国初年为了实施旋转门计划（用新朝的国债换取旧宋的国债），只增加了几百万的税收，平均相当于1。2亿贯（两白银）的税收。但是到了如今。统治力量深入基层乡村和社区之后，税收体系完全现代化、制度化、公开化之后，岁入已经超过了240亿以上。是建国初6亿的40倍之多，由于实行了预备役和建立了动员体系，军队现代化之后自然是大量裁军和转变军费结构了。
收入增加也得益于税收结构的巨大变化，原因很简单。工业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让境内外的贸易额和工业产能几何级数的增长。分工和地区特色的进展让物流极大的发展起来，那么对对应的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增值税、关税、印花税、自然是爆发性增长了。过去的那种人丁税和农业税简直弱爆了，在旧宋元佑年间就已经低于岁入的三分之一了，也就是不到2亿元，建国之后被免掉了也无伤大雅嘛。取消了各种专卖和国营消费品产业之后（盐，铁，烟、酒、茶、糖、醋、矾、香、药等等）收取的各个企业的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是原先专卖时期的数十倍。不仅仅减少了这些消耗薪资的国营产业经营人员的薪资开支支出，还让老百姓得到物价下降和质量提高的好处。这些民营企业也赚到了钱，同时又带动了就业和上下游的发展。一举数得的好处。
国富的典型模式就是税收结构健康可持续且数额巨大足以应对巨大的国民福利开支，民强就是民众不禁兜里有钱还有花钱的底气和健康结构。高速的经济和分工的发展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到不断扩张产能和新产业中去，薪酬待遇怎么可能在解放农村富裕劳动力已经快完结的工业化后期保持低水平？其实工业化开始的时候，殖民开疆移民和大量的狭乡迁移到宽乡本土移民运动就让很多原本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农村人力成本节节高升，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等人生的大额开支都有政府来分担，自然没有什么顾虑了。
帝国经济每天都在飞速进步，各地都是一片红火的建设大潮，国富民强的盛世图景已经保持了30多年了，仿佛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就像人口红利和工业化红利可以永远吃下去一样。这个国家正如朝阳一般向整个世界喷吐着无尽的光和热，其文明和繁荣的光芒照耀到每一个愿意被其照耀的人身上，给他们带去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和精神素养。
华夏帝国一改安史之乱以来的局限性，横扫了整个亚洲和世界，将一切敌人和企图不劳而或的野蛮民族彻底的消灭、降服、融合、同化了，利用的正是穿越众带来的无穷大的高科技生产力和工业化文明的力量。这个帝国不禁解决了历史上所有的旧王朝不能解决的外患，还彻底的解决了所有的内忧，什么外戚、宦官、诸王夺嫡、党争、权臣、军阀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导致的农民起义、邪教、沙漠化、蝗灾、旱灾、洪灾、瘟疫等等都被帝国消灭的消灭，不能消灭的也弱化到了极点。虚军政治的立宪君主制不可能出现外戚、宦官、诸王、权臣掌握大权的情况，权力只能掌握在代表资本家和各个阶层利益的参议院手里，军阀藩镇割据也被现代化的军事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更不可能有邪教的生存空间，没有土地的农民根本没动机和时间玩邪教，都忙着去城里打工挣钱或者到海外挖金子或者开荒去了，遍及全国的现代综合有机农业示范点也极大的减少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面积，良种、农药、水泥防渗漏灌溉沟渠网络、多样化经营和化肥彻底的消灭了旱涝灾害和病虫害、大量接了订单忙不过来的乡镇作坊雇工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了，大量的肉蛋奶、油脂、药材、副食品经过乡镇企业的初加工和深加工流入城市极大的丰富了城乡居民的餐桌和荷包（城里人搞批发零售、餐饮服务也能挣不少钱）。
解决了内忧外患的帝国国内外环境无比稳定，自然一切都能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也就是达到了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的顶级状态。
这个世界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超级多民族巨大帝国拥有的底气也是前无古人的，是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这种底气来源的并不是强大的无人能敌的军事力量或者众多捧臭脚的番邦小国万国来朝场面，而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做梦都想得到的公民身份与生活福利水平，是无数的奇观级建筑和丰富到星斗一般的大师级文化作品堆积出来的文化底蕴，是无人能比的富庶、繁荣、文明和辉煌缔造的民心士气。（未完待续。。）
274章 看不见取代看得见的手
帝国的看不见的手非常的给力，但是看得见的手显然更加给力。和经济发展速度与理论创新速度匹配的宏观调控技术就是穿越众最关注的核心业务之一。
亚当斯密当初撰写《国富论》的时候，英国正处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型的拐点上，强调看不见的手是符合理论需求的，但是这种需求显然在帝国的经济史上并没有存在过。大宋帝国的小农经济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被穿越众直接催发到资本主义中级阶段的工业化时期，跳过了自由贸易时期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的无序竞争阶段，大集团和国家背景的超级殖民地公司很快的就成为了托拉斯阶段的巨无霸。这种催熟自然是有利有弊的。利益就是资源高度集中带来的积累资源的效率和发展规模的速度，弊端就是看不见的手这种发挥个人追求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