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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核屠匆槐尽读�###史》。别看只是一本书，当时只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才能配发，它象征着一种权力和身份。不久，他又送来了牙刷、牙膏、毛巾等当时少见的奢侈品。也许他认为这是取悦女孩子，更主要的是取悦女知识分子的一种方式，他是真挚的。
余教导员的这种关怀，如果是工农干部出身的女性，可能会认为是一种体贴，是一种男女间最真实最朴实的情感表达方式。但对于阮若珊这种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孩子来说，效果恰恰适得其反。她自认为是纯洁的北平学生，怎能受人物质之诱？一气之下，她将原物一一退回，并义正词严地说出了“不要再纠缠我”的话。她本来不想伤害任何人的，何况对方对自己有好感呢。但对阮若珊来说，这是个尊严问题。她从一个殷实家庭跑出来参加革命，为的是什么？难道这点生活日用品就能决定她一生的婚姻？
阮若珊不知道自己已经招来麻烦了。在即将到达山东的路上，女生队的个别干部不知是出于心理不平衡，还是真心要维护长征干部的尊严，几个人把阮若珊找来，专门召开了一个党内批评会。私人问题被扩大成集体问题了，批评的主要内容是她不尊重老干部。这倒也罢了，批评者越批评，越觉得阮若珊态度恶劣，甚至怀疑，这个对长征干部毫不动情的女孩是不是派来的特务。
不知道余兴华本人是否知道这件事。被猛批一通后，阮若珊委屈极了。这天，正值她在校部驻地站岗。一边站岗，她一边流泪，她怎么也想不通，拒绝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怎么就有特务嫌疑了？正好文工团员王杰从门口经过，看到阮若珊在独自抹泪，就问：“你为什么要哭？”阮若珊忍不住就说了女生队给她开批评会的事。王杰气坏了，回到文工团跟大伙一说，引起全团的义愤，都为她抱不平。这下，有些人又说她鼓动全团闹事，再次惩罚她，延长党员预备期三个月。这充分体现了那时私人关系与党的关系不分家。
最终大队领导出面，才平息了此事。
不知道那个长征干部余兴华是否还关注阮若珊？是否听到过阮若珊创作的《彭大娘》。也许一切还未来得及，甚至来不及解释误会，他就奉命挺进胶东，在过津浦路时，不幸牺牲。一个对女知识分子充满无限向往的长征小鬼，带着他对爱的遗憾走了。
李林阮若珊热恋创作《沂蒙山小调》
抗大文工团到达鲁中地区后，驻在沂南县东高庄一个半山腰上。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山清水秀的村庄。
虽然部队规定不能谈恋爱，但正值战争的间隙里，一群活力四射、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们在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天天在一起切磋创作节目，免不了发生花前月下的事情。苏伟和小诗人石峰要好，全团都知晓；《战士报》记者康茅召喜欢女演员杨林的事也是公开的，就连袁成隆主任也神不知鬼不觉地与广东来的女高音丁冬热恋了。
李林是文工团里的第一位编导，他编导的《抗属真光荣》、《爱护根据地》这些节目，阮若珊都是主角，因此，阮若珊比较佩服他的才能。加上李林是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他与阮若珊之间很有亲近感。但阮若珊被余兴华的事闹得心烦，那会儿并没有考虑婚姻的心思。
沂蒙山根据地刚刚建立，以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为首的顽固派，经常利用当地的反动会道门组织“黄沙会”，与我军民对抗。他们不断散布谣言，诋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阻挠群众参军参战。
袁成隆把李林和阮若珊这两个文工团的台柱子叫到一起，他说：“全靠你们了，一定要创作一首揭露‘黄沙会’罪行的新歌，教育受蒙骗的群众们。”
李林的家乡在东北，他脑子里有许多东北家乡逃荒艺人卖唱的曲子。当然，他从未考证过那些卖唱的人，是来自河南呢，还是来自山东，或者他们就是东北本地人？在他印象中，卖唱艺人的唱词类似于凤阳花鼓。
脑海里浮现卖唱艺人时，李林觉得心里有点谱了。
几天之后，李林和阮若珊兴致勃勃地找到袁成隆，创作出了《反对黄沙会》，词曲都做出来了：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自从（那个）起了（哎）黄沙会，
大家（那个）小户（哎）遭了殃。
牛角（那个）一吹（哎）嘟嘟响，
拿起（那个）刀枪（哎）上山岗。
硬说俺那肉身子（哎）能挡枪炮，
谁知（那个）子弹穿过见阎王。
装神（那个）弄鬼（哎）把人害，
烧香（那个）磕头（哎）骗钱财。
八路（那个）神兵（哎）从天降，
要把那些害人虫（哎）消灭光。
李林和阮若珊打着呱嗒板儿，先是给袁主任唱，后来给文工团员们唱，再后来在白石屋村边的山崖上当众试唱，请大家提意见。
1940年8月1日的庆祝会上，19岁的阮若珊在庆功会上打着呱嗒板儿首次演唱，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这支歌从沂蒙山脚下很快传遍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各抗日根据地，随即又传到华东、东北等全国各抗日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作者和广大军民对歌词不断修改，渐渐去掉了反对“黄沙会”的词句，充实了揭露国民党顽军“光吃军粮不打，一心一意要投降”，痛斥汉奸“勾结鬼子来扫荡，奸淫烧杀丧天良”等内容。歌名也不知在何时改成了《沂蒙山小调》。但歌颂沂蒙山好风光的前4句内容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南征北战》里的插曲用的就是《沂蒙山小调》。这首歌被几代山东籍歌唱家继续传唱，还被联合国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评为优秀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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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抱着军装哭了（1）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向山东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老百姓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但大多数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对抗战能否胜利缺少信心和积极性，特别是沂蒙山妇女，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躲在家里不出来。刚刚当选为山东省妇女执委会委员的陈若克非常着急，她认为沂蒙山妇女的力量不可低估，如果能发动起来，将是支援抗战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为此，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创意，她向丈夫朱瑞倡导：组建一个以文艺形式开展妇女工作的队伍——“姊妹剧团”。为了更好地接近沂蒙山妇女，这支工作队伍的人都是女性。
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非常支持妻子陈若克的创新之举。
说干就干，1940年10月，一群十三四岁至二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们集合到一起来了。她们大部分是从抗大女生队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一批爱好文艺的女生，比如胶东姑娘张正和倪振华，从南京蚕丝学校走进抗大的姑娘张伟强，济南齐鲁中学的女才子张杞、擅长舞蹈的司秀云；另一部分是从山东各机关调来有一些演出经验或从事过文艺宣传工作的同志，共21人。山东省妇联任命辛锐为工作团团长，省妇联执行委员甄磊兼剧团政治指导员，李倩为副团长。
工作团建立了内部机构，据史料称：“设编辑股，股长张正、张令仪，主要任务抓创作；演出股，股长江杰、倪振华、张伟强，主要任务管演出以及与演出有关的事务工作，如借服装、搭台子、挂幕布、搞灯光等；音乐股，股长张令仪、张杞。”
甄磊在山东妇委会当秘书时，大辛就认识她了。这次组织上刻意安排她们搭档办剧团，俩人都觉得压力很大。
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女孩子们抱着军衣哭了，没哭的也都面对着发下来的黑布、棉花发呆。为了便于开展妇女工作，山东分局决定，工作团成员全部脱掉军装换便装。
大辛的眼圈发红，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现在是团长了，上级领导做出的决定她必须第一个执行。她更珍惜自己的军衣、军帽，现在让她从身上脱下来，心里难过极了。
甄磊毕竟要成熟些，她推了推大辛，“女孩们都看着咱俩呢，开始动手吧？”
“哎，来了！”大辛微笑着把棉花放到面前，说，“咱们都做棉衣啦，争取早点把棉衣做好啊！”
甄磊特意请妇救会的同志帮忙来做棉衣。
棉衣做好了，大辛和甄磊带头穿上。虽然这土里土气的棉衣，穿在大辛身上并不难看，但女孩子们仍然不舍得脱军装。这时，大辛微笑着变戏法似的拿出一顶法国巴黎帽，戴在了头上。“哎呀，真好看呀，戴着真洋气。”女孩子们抢着试巴黎帽，兴奋极了。一边试她们一边问：“这帽子从哪儿弄到的？很贵吧？”大辛腼腆地笑笑：“我自己设计的，如果你们谁想要，我就帮她做。”大辛摸透了女孩子爱美的心理。
“我要，我也要。”工作团的女孩们对着镜子，比了又比，照了又照，纷纷仿效大辛的样子戴上巴黎帽。
每个时代的女孩都追逐时尚，只是在抗战时期，追逐时尚的标准和形式无法与和平环境相比，有顶别致的帽子戴在头顶不是时尚又是什么？
女孩子们的工作做通了，坐在屋角的徐兴沛还撅着嘴呢。原来，他是个男孩子，因为工作需要，也让他换穿女装，留长发。他一闹情绪，另外两个男孩子也闹开情绪。甄磊过来摸摸他们的头，耐心地劝说：“我们要到封建思想束缚比较严重的地区去开辟工作，向妇女宣传抗日，为防止坏人说我们男女混杂，造成工作上的麻烦，需要你们暂时男扮女装，这是革命的需要。你们年龄虽小，应该明白大道理，不能只考虑个人，更不能想不通就闹情绪哟！”
要以文艺形式开展妇女工作，这是成立工作团的目的。可是，怎么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呢？这群女孩虽然或多或少都演过节目，但毕竟水平不高。现在不同了，既然成立了工作团，就得独立地编写剧本、导演、音乐、化妆，还有组织演出，样样都得规范。大辛虽然在鲁艺学习过，对剧团工作也并不在行。但她踏实，不会就学，一切摸索着来，一切从零开始。大辛首先开办了美术学习班，她自己当老师，教女孩们写美术字、画素描、写生。她给每人发一支铅笔、一个小本，把各种美术字体的要点详细讲解给大家听，然后让大家临摹她写好的美术字，谁写得好，她就及时拿出来给大家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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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抱着军装哭了（2）
女孩们对美术字的学习很感兴趣，也很用心。有的下了课还用小木棒随时随地在地上写呀，画的，进步都很快。尤其是张杞和张德胜两个女孩，悟性极好，趁着三分钟热度，学了就用。她们提着糨糊桶到村子里去刷墙头大标语，“妇女们动员起来支援抗战”、“大娘、大嫂要参加妇救会”、“反对压迫妇女”。
这也许是上个世纪最早的涂鸦文化的发源地。反正，当一条条醒目的大标语出现在村头巷尾时，群众都会停下脚步细细揣摩这是什么意思。写标语的女孩们则站在远处受到鼓舞，她们不仅产生了自信，还生出一种成就感。既然有群众看，写标语就起到了宣传作用，如果多多的写标语，群众看的多，受教育的就更多。从此，不论行军、驻防，两个女孩总是提着糨糊桶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刷上大标语，或画一幅漫画。随着这些漫画和标语的频频问世，女性工作团开始在当地打出知名度了。
这仅仅是工作团的一项工作。
大辛和甄磊开始抓唱歌。大伙虽然都参加过一些演出，但发音大都不准确，不讲究音色，缺乏练音的基本功。张令仪曾接受过良好的音乐培训，还有张杞、司秀琴这些女孩子音乐功底比较好，所以她们主动承担了音乐教师的重任。团里规定，每天早晨五点起床，跑步上操，之后就在山岗上、河岸边、打谷场上开始练音，从最基础的1、2、3、4、5到较复杂的发声，一丝不苟地反复练习。
歌声吸引了晨起拣粪的老大爷，还有上山砍柴的小伙子，推碾磨面的姑娘媳妇们，都纷纷跑来看热闹。在群众看来，这些十几岁的女孩不在家里呆着，跑到外面来疯疯癫癫地唱歌，反倒弄得群众们不好意思。可是听听那歌里说的，好像又不是疯疯癫癫的事，是说打日本鬼子的。所以，群众当中那些年轻些的，也试着张嘴想学着唱。再后来，有部分群众还真就会唱了，会唱了跟着工作团的女孩一起唱，就变成了合唱，合唱的力量令他们自己都惊奇。
大辛和甄磊发现，教唱歌是接近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的最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