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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和张澜两位学堂监督见了他都很高兴，大家彼此除了刚来时见了几次面以后，再也没有碰头过。
“什么风把秦大人吹来啦？”黄炎培爱开玩笑。
“去去，什么大人，叫先生还差不多，你们这些先生是不是看不起我啊？”秦时竹假装生气。
“岂敢，岂敢，秦统领文武兼备，我等书生望尘莫及！”张澜连忙打圆场。
“这学堂办得不错嘛！两位先生怕是费了一番心血吧，我替奉天的父老乡亲谢谢啦。”
“不敢当，不敢当，教书育人是我们的天职，百年树人嘛！”
“我有不少亲友子弟在此念书，每每回家之时提及先生教诲，深受启发，两位绝对居功至伟。现在学堂有多少学生啊？”
“总共有1487人，明年开春后也许还要多。”
“那好啊，到时候两位就桃李满奉天喽。说吧，有什么困难没有？”
黄炎培和张澜对视了一下，黄炎培笑着说：“秦先生还真是料事如神啊，我们正为缺钱发愁呢，这不财神就来了。”
“学生越来越多，总督衙门给的经费还是老样子。”张澜解释道，“目前经费短缺，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解决一下，我知秦统领是总督面前的红人，是否可进言一二，增拨经费两万？不行的话一万也行？”
“实在有困难，先增五千救救急也好啊！”黄炎培说得很是恳切。
“这样啊，现在总督不是徐大人了，我也不熟，估计贸然进言不会听从。”秦时竹停了下来，看到这两人脸上满是失望的眼神，又笑着说，“两位莫急，这教育是大事，总督那弄不到钱，我给你们弄钱，给你们5万如何啊？”
“啊，这么多啊，太好了。”两人喜出望外。
“那万一嫂夫人不高兴怎么办？”黄炎培提出了意见。
“我写个条子，你们找他要钱去。”秦时竹嘿嘿一笑，就给他们写了见条即付五万的条子，抬头是禹子骧。
“秦先生真是及时雨啊。”黄炎培打趣道，“欢迎以后常来坐坐。”
“不敢啦，你们这门槛太高，一来就要五万，我可来不起啊！”
锡良不是徐世昌，他更信任自己的心腹――陈宦。徐世昌走后，北洋第三镇也跟着回了关内，第六镇被调了出来，统制是吴禄贞，又过了些日子，根据朝廷编练新军36个镇的要求，锡良照着袁世凯的方法，想从第五镇和第六镇中抽出一部分人马，再加上部分协巡队和绿营，合编成一个镇，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陈宦头上。
已经是夏天的深夜了，奉天的夏天比四川凉爽多了，但陈宦还没有睡觉，一个人在灯下不胜惆怅地回想到几年前搭臭鱼干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一个农家，家中只有母亲和哥哥了。哥哥经常虐待他，甚至用铁器打得他昏过去。此后他就离开了家，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住过武备学堂。他的叔祖陈学芬曾任清政府的学部尚书，通过这个关系，河南林学政请他代阅试卷，每月给以膏火银十六两。他曾经发誓不再吃哥哥的饭，但母亲还是要探望的，为了表示决心，回乡时晚上就寄宿在附近一所庙宇中。但是到了1904年，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汇来八百两银子请他动身到四川，而汇款人居然是和他素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得知，锡良要网罗军事人材，林学政就推荐了他，事前并未告诉他本人。拿到了钱，他立刻给了母亲七百两，哥哥是个小人，见他有了钱又换了付面孔，这只能让他在心里更加鄙视自己的哥哥。带着剩余的银子他到了四川，当他在成都住下后，当晚就到总督府挂号，次晚就有一个陌生的人跑来看他，这个人就是锡良本人。只接谈了一次，锡良就派他充当四川讲武堂的提调。不久锡良任云贵总督，他就到云贵讲武堂任监督。锡良到了东北，他也跟着来了，主持练兵工作，任督练公所参议，就是蒋百里以前的那个位子。更绝的是，有一天他上总督衙门，锡良居然打开中门迎接他，因为后者想保举他做新军统制，而他资格不够，锡良还特地给他捐了一个四品京堂，事前也没有告知。
锡良对自己的恩情不可谓不重，这练兵的事当然要办好才行。但究竟怎么编才好，却是件棘手的事。第五、六镇本来就是新军，不存在多少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人数不够还需要再加入一部分旧军。奉天的旧军，一共是五路，他都视察过了，对于其中的训练素质和精神状态也有所了解，但恰恰是这种了解却让他犯了难。以实力和战斗力来说，明显是前路和右路的部队要好一些，但这两路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对编入新军的试探不理不睬，没有多少热情，起先他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新军无论装备也好待遇也好都比旧军要强，总督现在又重视新军，按理说是个香饽饽才对。但让他惊奇的是，偏偏是这两路，待遇比新军还要好，装备也不差，问了原因，原来是两个统领自己出钱接济部下。后来才得知，这两路都是前任总督和再前任将军的红人，手里掌握着奉天最大的产业，秦时竹是辽阳公司的总后台，他老丈人更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所以这些巡防营每月领到的钱比新军还多，自然就没有任何兴趣。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他们几个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光是每年缴的税就占到奉天的五分之一强，和谘议局里的那些议员基本都有经济来往，动了他们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他们要是愿意编入还好，要是不愿意，造起反来，自己吃不了兜着走。而且，更加危险的是，站在他们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这些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的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起先别人告诉他新洮路、吉长路是这个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是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个武将去交涉。但恰恰是这个武将把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马营管带一出马就全部搞定，他终于明白了前任总督徐世昌对此人为何这么重用。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了，如果说他本来还能鼓起勇气在这个地头蛇上动土的话，那么招惹日本人无论如何他是不敢的。不要说他陈宦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到时候锡良再宠他，恐怕也保不住他。
他终于打定主意，不能动这两路，只好拿马龙潭的中路和冯麟阁的左路开编了，他们的士兵虽然差点，但经过训练，应该也是可以胜任的。到了十月份，编练的事终于有个眉目了，他也松了口气，但他不甘心就这么放过秦时竹他们，小心地对总督锡良说了他的担心。奇怪的是，本来对他言听计从的锡良，只说了声“切勿多言，我自有主张”就轻描淡写地过去了，陈宦不解，但也不敢多问。
他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遇到了只有总督才有的烦恼，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召开了第一届常会，在此之前，谘议局已经先行开了不少会，提交了众多议案，有督抚交议案、议员提议案和人民提议案等，内容千奇百怪，但总的说来，是要限制总督的专制统治。这还不算，他作为总督提交的筹集资金建设葫芦岛港案（1908年8月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思对葫芦岛附近海域进行勘测，认定此处为建筑港口适宜之地）和移民屯垦案，这些立宪派议员居然不理不睬的，没人肯出钱支持，很是让他伤脑筋。后来有个幕僚给他出主意，说奉天的绅商大都惟沈麒昌、禹子谟两人马首是瞻，只要这两人肯出面，这事就好办，而只有找到秦时竹，由他去说服，这两个人才会出面。
锡良没有办法，只好按这个说的找秦时竹谈了一次，说来也怪，等正式开常会的时候，这些议员纷纷表示可以出钱。陈茂德（夏海强的老丈人）带领一帮人准备筹建东北屯垦公司，由他们招募失地农民，先期发给种子、农具、路费，三年后与官府按地租五五分成，以十年为期。港口建设也募集到了300万元的启动经费，明年春天就可以修筑了。更让他意外的是，秦时竹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骄横跋扈，反而是个谦谦君子，一口一个“大人”，帮他把所烦之事速速办成不说，临走的时候还孝敬了一张两万元的银票。徐世昌走的时候关照他，说这个人“能办事会做人”，这下他是信了，陈宦的话他也信，但他觉得还不适宜向秦时竹开刀，至少现在不行。
由于缓解了立宪派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又为议员争取到了实际利益，谘议局的正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袁金铠在私下里都表示对秦时竹的感谢。特别是前者还兼任着奉天师范学堂的监督，秦时竹那张5万元的银票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好感倍增。
陈宦的算计和他对锡良的进言秦时竹是不知道的，就是知道了他也没多少心思去对付，因为面临着更加棘手的局面要对付。10月26日，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与俄国代表商讨日本吞并朝鲜之事时，被朝鲜人安重根刺死。这个消息传来，很多中国人拍手称快，因为伊藤曾经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要挟割让辽东半岛，深为民众所恨。
“大哥啊，这伊藤是死了，我这麻烦可就多了。”葛洪义很是发愁。
“是不是革命党的事？”
“你说的一点不错，同盟会会员大受鼓舞、蠢蠢欲动，各种情报越来越多。”
“他们要在东北展开暗杀吗？”
“那倒没有，只是活动越来越频繁了，我怕引起锡良的警惕啊，这家伙对我不是很信任。”
“这倒是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镇压是不行的，那样我们就是反革命，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可是放任的话，真怕他们闹出动静来，倒落得我们先成为清廷的牺牲品。”
“腾龙社来报，已发现同盟会辽东支部活动据点和参与人员，据说连宋教仁都来过了。”
“咱们真要是甘心做鹰犬的话，恐怕这历史又要改写了。”秦时竹说，“我给你八字方针‘静以制动，坐以观变’，哪几个闹腾的最嚣张的，抓起来逐出奉天，有名的要警告一下，不许乱说乱动。锡良那里千万不能让他抓住把柄。我和大黑的两路你要注意观察，千万别让同盟会渗透进来，给我们搞个起义就被动了。”
“那万一已经渗透了呢？”
“不要声张，把名单报给我，让其复员回家！”
“好，此是釜底抽薪。”
“现在我们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定要小心，千万注意锡良的动静。实在不行，我们提前动手，来个奉天首义！”……
立宪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得立宪派的活跃分子差不多都成了谘议局议员，他们觉得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发言资格，而摄政王载沣为稳固自己的地位，正极力标榜开明，多次重申坚持立宪的宗旨，立宪派抓住这个时机，又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这一次由江苏谘议局带头发起，当选为议长的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江苏巡抚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张謇还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进行鼓吹。12月间，奉天、吉林等十五个省五十多名代表陆续到达上海，组成了国会请愿团，推直隶的孙洪伊为领衔代表。禹子谟也去了，不过他的主要使命不是请愿而是和张謇进行商业往来。辽阳公司已经成功制造出棉纺织机器，张謇在江苏有大宗纺织产业急需扩充，由于辽阳公司的机器价格比进口货便宜，质量也好，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价值50万的合同。在他的带动下，江、浙一带的纺织业纷纷购买用于更新或扩大原有设备，禹子谟可称得上满载而归。
不幸的是，作为议员，他参与的请愿活动却失败了。国会请愿团于1910年1月16日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还分头拜访各王公大臣，请求他们襄助。这些老于世故的官僚对议员们倒挺客气，但一提到实际问题，就全部打哈哈应付。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代表们慰勉一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