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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分子，用西方理论看中国社会，对这个时代也缺乏明确认识。在他们眼里，清王朝不过是只纸老虎，不管在哪里点一把星星之火，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火，把这个衰朽的王朝烧掉。只要汉人当政，民国成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人民就会得到幸福。武昌起义成功，谁也没有想到，果然全国都起来响应。革命虽然碰上了困难，但只要袁世凯反正，又一切都顺利了。在革命高潮时期，章太炎所以敢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因为想得简单。尽管遭到孙中山的批评，但他们仍然觉得明摆着民国就能胜利了，自然就要组织政党。过去不让组织政党，是因为满人统治，现在实现共和，组织政党就天经地义。清帝退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和公布、实施，从法律层面说，也保障了政党政治的施行。当时的政界好像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孙中山也不再批评章太炎，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也势在必行。政党组织是和议会政治相表里的，言论自由更是政党运作和议会政治的必要前提。然而，共和制度的理想境界运作的结果，却是普遍的混乱，章太炎竟然回头发表了共和亡国论。他们不知道共和前途有很多障碍，更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障碍，更不知道最大的障碍，不仅是自己的对立面，还有自己身上的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方文化的错位，造成了人才不出的后果。
孙中山在1905年组织有中国同盟会，我们现在也把它列为政党组织，但那时候，它只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组织，而且是个秘密组织，与和平生活时的政治组织不是一个范畴。孙中山坚持革命方略这门“大炮”放空了，中国同盟会迷失了方向，一时间既不能革命，也不能销去，甚至没有开放，在政党组织的浪潮中落后了。章太炎的“天下为公”就走上了前台，那么这个“疯子”带头发起的组党活动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风起云涌话政党（1）
从武昌起义到上海光复，革命向全国发展，一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同时就有声有色地展开了。光复会会长章太炎更成了组党的急先锋。章太炎回到国内不久，即于1911年11月29日到苏州会见了程德全。程是前清江苏巡抚，主张立宪，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魄力，反正参加革命，和章太炎的政见一时合拍，开始筹备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人都是章太炎开列名单联络来的，标准是国内各省的“宏硕之士”。12月14日公布章程，招收会员，它的宗旨是“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章太炎为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原立宪派人士唐文治、张謇、熊希龄等成了骨干分子，发行《大共和日报》。章太炎在演讲中公开声明“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对于国家具体体制政策，主要是主张采取中央集权制，反对美国式的联邦制；对于大总统要进行限制（当时总统是孙中山），防止民主专制，应该仿效法国制度（也就是责任内阁制）；对于民生主义，反对纯粹社会主义（也就是反对平均地权，反对土地国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月 2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拟定有“假定党纲”10条：（1） 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 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 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 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 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 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 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8） 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 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章太炎在政治见解、具体政策、人事品评等都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刚刚起来，政权没有巩固，必须由革命党用强力来扫荡旧势力。在章太炎看来，现在必须与其他各派联合起来，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当然，孙中山对旧势力是什么，当时也糊涂，但章太炎看来，就无所谓旧势力。因为他对孙中山和同盟会有一系列不满意的看法，就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势力和他抗衡。这个势力，就是后来梁启超给袁世凯信上说的旧立宪派和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
结果，光复会这个革命组织也首先自然消亡了，消亡得无声无息。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陈其美、蒋介石设计刺杀。历史学者普遍谴责这次暗杀行为，说其沿袭了革命阵营自相残杀的恶习，认为光复会失去了领袖人物，成了光复会消亡的重大干部原因。但我们也要看到，陶成章不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袖被暗杀，而是作为个人在没有组织保护的情况下被暗杀的。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实践是否也要负一点责任呢？
据说，章太炎没有当上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后，对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意见就更大了。尤其是陈其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之后，章太炎对黄兴和陈其美就充满了仇恨。同盟会和光复会一直存在着派系权力斗争。历史的恩怨是非，造成了革命派分裂和残杀的悲惨事件。清帝退位以后，章太炎又于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统一党的宗旨是“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政纲有11条，与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党纲相似。对于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政治纲领以及政治理念，一方面太多冠冕堂皇的话，一方面也太复杂，不是短短的几句话说得清的。但在当时的###中，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具体的派系冲突和具体的政治利益权衡。
章太炎自己在一些讲话、通信中说得很清楚，他就是针对同盟会的。在他看来，同盟会搞一党专制，排斥异己，而且，一些同盟会员暴力倾向太严重，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以后，这些人还想捣乱。所以，他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只要是好人，就要和他们合作。目的就是要联合广大的有智谋、有勇气的人，把这些捣蛋的人驱逐掉。他对梁启超非常同情，他现在招收的人也是梁启超的门徒。他了解到袁世凯希望梁启超回国，不过，他认为同盟会的气焰还很盛，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与袁世凯保持联络就可以，等待机会再回来比较好。他处处与同盟会的政策对立，在演说中也专门责备孙中山和黄兴，甚至公开骂黄兴、陈其美是土匪。所以，同盟会也反骂他，说他是“疯子”。甚至放出流言，说他开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当时，他是拥护袁世凯的，他联合的人，也都是拥护袁世凯巩固政权的。不管他在政治理论上说了什么，他在实际政治生活上，就是和梁启超一派的人合作，支持袁世凯对付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稳定国家秩序，尤其担心同盟会中反袁世凯的势力继续暴动。所以，孙中山批评他只知道民族主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口头理论，并不是实际行动的原因。不过，章太炎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把握不住形势，他与同盟会的分歧，并不完全是正确和错误的分野，同盟会也不是一个现代素质很好的政治组织，所以才会发生暗杀陶成章事件。社会政治生活还停留在旧习惯上，但新名词、新概念又十分流行，令人眩目。后来，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虽然志趣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合作的时候多。所以要多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因为人一生的变化太复杂，不要根据一时一事去评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风起云涌话政党（2）
与此同时，也就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上海活动的湖北武昌起义的几位领袖人物，如孙武、张振武等，他们没有得到政府中的职位。在他们看来，他们才是开国的元勋，孙中山、黄兴都是外来户，抢了他们的功劳，尤其是对黄兴，在武昌时就结下了梁子，这时意见就更大了。浙军将领朱瑞，攻克南京有功，他是光复会员，也对黄兴不满，把黄看成是汉阳败将，不愿意接受黄兴的指挥。这一批人就在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组成了民社，发行《民声日报》。民社推黎元洪为领袖，除孙武外，实际操纵民社的是黎元洪手下的门客孙发绪和饶汉祥。同盟会员刘成禺、时功玖等湖北人也参加了民社，后并入共和党。民社要员握有军权和地方势力，朱瑞率师回浙后来就成了浙江都督。民社的组成也是辛亥革命党人分裂的结果。
北方地区，梁启超的学生范源濂，前清立宪运动团体宪友会骨干籍忠寅、黄远庸（著名记者，笔名远生）等，也在京津地区组织国民协进会，于3月18日在天津成立。上海方面的小组织民国公会和国民党（不是后来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与上述三个组织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又逐步联络合并，于5月9日，在张謇主持下，正式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共和党的党义是：（1） 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 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 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政治含义就是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权主义，与民权主义对立。5月29日，在北京成立本部，成为同盟会在参议院的主要反对党。
章太炎虽然成了组党的急先锋，但他并不认为现在的组织是一个合格的政党，不过是联合起来，反对同盟会的一党专制。共和党的合并，本来也是章太炎的意思，但5月初，章前往北京，请张謇在上海主持合并事宜。张謇的合并方式，采取了各派平等的合并，并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本来，统一党人数占有优势，现在，章太炎的领袖地位给削弱了。同时，他也看透了那些共和党人都是在趋炎附势，谋官谋食。总之，他对同盟会不满意，对他自己筹办新成立的共和党也一千个一百个不满意，他只能到处骂人。共和党成立不到10天，5月17日，章太炎就在北京召集统一党会议，宣布统一党独立。
在章太炎宣布统一党独立之后，他的最早组党的同志程德全，也于5月20日退出了共和党。程的退党却是冲着章太炎来的。他在声明中说：我对于国家的事，就是要促进国家的统一，对于各党派，则采取了联络商量的方针。但是，章先生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凭着性子来，他的观点非常怪僻，别人很难接受，对于联合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后来联合会改为统一党，原来希望章先生看在党名的面上，多少收敛一些自己的个性，我也劝他遇到事情，总要平心静气，不要为一点小事情就发脾气。可是，这位章先生心胸太狭窄，我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就和黎副总统商量，先组织一个政见商榷会，好好来沟通南方和北方之间不同的意见，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分歧。但是，程德全组织政见商榷会没有成功，政党斗争越来越激烈。他非常伤感，写信给黄兴说：中国现在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政党，不过是一二沽名钓誉的人，用党的名词作为符号，而一般没有意识的人跟着附和。他们自己以为真的是一个政党，你要是问问他们，你们的政见是什么呀？他们一点都答不上来。所以，我要脱离共和党，组织政见商榷会。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知识还很幼稚，党派不应该组织得太早，至少要有五年十年的准备。
其实，当时许多明白人心里都有数，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有一句话很代表了当时党的素质：“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黄远生报道说：听说有个省的都督是属于某个党的，不是他这个党的人，就不能做官。他对下属进行甄别，不是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是属于哪个党。有个省的都督下指示说，查某人不是我们党的人，立即把他的职务撤了。今天在北京加入政党的人，把党看成谋取官职的工具，恐怕各个党都免不了。更有人看不惯政党的乱象，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这里所说的官，在西方政治中，许多只是事务官，是专业性的，应该不分党派，职位稳定，处理政府具体事务。而政务官是竞选的，不能靠钻营。但在中国政治中，没有这些观念，升官发财，是世俗的习惯意识，虽然文本的体制变了，观念和习惯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