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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钻营。但在中国政治中，没有这些观念，升官发财，是世俗的习惯意识，虽然文本的体制变了，观念和习惯都还没有变。
1．风起云涌话政党（3）
章太炎虽然脾气不好，可从来不热衷于做官。他搞统一党，袁世凯是用了工夫的。统一党骨干王赓（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有一个叫张弧的人，同熊希龄关系很好，袁世凯就让他通过熊的关系，加入统一党，同时拨给他一笔钱，作为统一党的活动经费。名义上钱是募捐来的，实际上是袁世凯给的。张弧也就掌握了统一党的钱袋。可是，我们这位章先生虽然支持袁世凯稳定国家秩序，但不是无条件支持袁世凯的人。袁世凯见他不好惹，就让他去当了东三省巡阅使，离开北京。统一党里的人也说章先生太霸道，都起来反对他。章太炎没有办法，到8月份的时候只好退出了统一党。一个组党的急先锋成了一个无党分子，白“疯”了一场。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统一党曾经和共和党商量合并，现在我把名单送给你，能不能控制他们，就看你的本事了。总之，政党只是为了议会活动做准备的，而议会只是让那些胡说八道的话，搅乱政治的地方，有也好无也好，兴旺也好衰落也好，都不值得我去关心。以后统一党理事和共和党理事的事，我一概不管了，也劝黎元洪先生不要跟着政党跑。
看来，我们这位章先生实在没有搞党务活动的本领，这只能是梁启超先生的专利了。
1912年9月1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从此，统一党完全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活动中，真正的灵魂人物仍然是梁启超，只是他与同盟会的矛盾太深，一时无法回国，只能在幕后操作。毕竟梁启超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更老到一些。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于1912年2月23日给袁世凯的信中，就规划好了民国初年实际的政治运动：政治界分成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官僚派，第二派就是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第三派就是孙中山的革命派。第一派没有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为政党。第一派是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派系，后两派在议会中展开政争，第二派虽然也要反对官僚派，但首先要和官僚派联合反对革命派。第一派要利用第二派来反对第三派。这是什么政党政治？最主要的一个政治派系竟然不是政党，而两党的运动，只是为了让渔翁得利。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好像在世界上没有见过。所以，梁启超在这里也没有说中国要实施政党政治，他要的是开明专制，政党只是个辅助的手段。因此，执政者才是主人，人民是仆人，但在当时形势下，主人要伪装成仆人。袁世凯当然要维护他的官僚集团的利益，但他还没有学会玩政党游戏，所以，要请梁启超来帮忙。那么，梁启超帮忙之后，能得到开明专制吗？这一点梁启超当时好像没有认真考虑，他或许以为他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推动袁世凯去实行开明专制。只有在革命派中，有一部分人想认认真真玩一把政党政治，至于玩得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当代概念什么都叫游戏规则，那么，他们能把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玩成什么样呢？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组党的指导性作品，就是《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是为共和建设讨论会起草的宣言书。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于1912年2月间发起，4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由于成立比较晚，它的成员多系跨党分子，主要是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许多人就是各地的谘议局长，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只是当时形势对于这个保皇派不利，所以，梁启超并没有公开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关系，只是担负起了指导的责任。共和建设讨论会虽然多是些精英分子，但人数比较少，他们的现代政治知识其实也很少，一时在政坛上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到8月间，共和建设讨论会才和国民协会等团体组成民主党。以上三党，即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在梁启超于1912年10月归国后，组成了进步党，实现了梁启超组成稳健的大党的计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风起云涌话政党（4）
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份政治文件中，承认“革命事业实应乎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肯定了共和政治的合理性，根据形势的发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在这份文件中，他继续了原有的思维，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体制，推行所谓“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预政策，即主张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对于当前各省自选都督和各省的军政府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有可能导致二次革命。但是，由于《临时约法》已经颁布，激进的民主主义成为潮流，这份政治文件也提出了政党政治的主张，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反对总统控制下的不党主义。这显然是迎合潮流的随机应变。为了实行政党内阁，就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排除伪政党。这份文件所谓伪政党，一是官僚势力之集合，二是秘密结社。但该文件对于约法规定的参议院的权力，也表示责疑，认为：“若我国现行制度，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此实最奇异之制度，万国所未闻也。”但他的国权主义在实际操作上就是帮助袁世凯的官僚系统反对同盟会，那么，他的政党政治，反对寡人专制的主张能实现吗？他的策略是先对付同盟会的革命暴烈行为，取得成功后，再对付官僚势力，他能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吗？这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是同盟会也好，梁启超的立宪派也好，他们要在实践上把现代政治的一点主张落实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孙中山觉得党人太灰心，就提倡“知难行易”，反对“知易行难”。其实，真知固然不易，实践更是困难，一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有限，知也有问题，行也有问题。许多事情做不好，首先就是懂的人太少。当时中国能有几个现代化的人才储备？孙中山、梁启超都是独行客，他们周围没有一个具有各种各样专门知识的团队，他们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圣人、贤人，就因为他们鹤立鸡群。
当时除同盟会外，政党林立，比较重要的党，在政界还有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是由三个政团组成。4月11日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其骨干人物有蔡锷、景耀月、陈陶遗、彭允彝、吴景濂、谷钟秀等南北政界重要人物。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但后来，蔡锷因为隶属军籍，退出了统一共和党。该党宣布“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 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 厘定税制，以期负担公平；（3） 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 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 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 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 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7）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 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 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统一共和党采取中道路线，主张调和，在现实政治上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成为两党争取的对象。
在社会上有江亢虎的社会党，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虽然，这两个党并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上面那些党都是传统的士大夫集团，而这两个党的构成开始向社会基层转移，成了后来国共两党进行工人运动和农###动的前驱。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下去的，革命只是震荡式的一步，而不是大跃进。辛亥革命的革命组织和成员本身缺乏对基层群众的动员，但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解体，也激发了基层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才延伸至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以及政治领袖对群众的动员，这是个互动的过程，也就是鸡和蛋的互生过程。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不是阐述群众运动原理，这是政治学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是阐明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形成这个过程的历史环境。这不是一般政治学者能够胜任的任务。我们觉得可惜的是，许多历史学者不去精益求精关注自己的任务，而去过分关注政治学的原理，结果产生了用抽象的政治原理，扭曲具体历史过程的现象。这对政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政治学者将缺乏科学求实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他们的研究基础。我们注意到政治家对辛亥革命不懂得发动群众的批评，但从历史过程来说，那是因为群众自己的权利关注，还没有足够的强度引起革命者的认识。而辛亥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强化了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形势促成的，而不是革命者的自觉行为。中华民国工党的出现，就是个过渡形态。演变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群众权利要求的强化和俄国革命理论的引进相结合，才出现了精英分子对群众的动员和组织。群众运动的爆发，并不仅仅来源于俄国革命的影响。 txt小说上传分享
1．风起云涌话政党（5）
当然，民初的政治局面，同盟会仍然处于关键的地位。参加革命的非同盟会分子，以章太炎、张謇为代表，要求销去同盟会党名，其基本含义就是要同盟会结束武装革命的秘密组织状态。孙中山根据革命方略的精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同盟会规定，只有1911年10月10日前加盟的人才能登记为会员。也就是为了保持革命的精神，以期望根据同盟会的方针，达到革命目标，由同盟会执政，来贯彻同盟会的方针。我们现在知道，孙中山的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同盟会会员的素质和精神状态，他们与基层民众的隔阂，都会对历史的运动造成复杂的影响。孙中山的愿望只是一种理论推理，与这场运动的素质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并不是说孙中山这个人不懂得政党政治（当时的“先进分子”，也只是在日本和西方学习一点常识而已，没有人对政党政治有深刻的研究），也不是说他这个人的品性太专断，他只是朦胧地认识到，其他社会派系是不可能推进他的政治理想的。所以，在革命进行时期，他断然拒绝了其他派系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和梁启超的认识是相同的，即当时不具有政党政治的条件，需要逐步去推动和创造。只是一百年来没有人懂得如何才能在中国创造出来。我们是不可能靠运气去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制度的，这应该是社会自己运动、逐步创造的过程。辛亥革命时期的纷争，只是那个时代前进运动的客观水平。
不过，摆在他们面前的形势发生了令人迷惑的变化，革命党人没有能够通过战斗的胜利掌握政权，但共和却已经实现，政党政治的法律基础也即将制订。同盟会该怎么办？宋教仁认为，同盟会分子太复杂，并不是一个政党应有的成分，而且，同盟会员中许多人感情用事，不适合进行政党活动。他主张改变名称，重新组织。他甚至希望离开同盟会，结合新的同志，组织一个新的稳健的党。孙中山不赞成宋教仁的主张，但南北和平、共和告成的政治局面，同盟会外的组党活动热火朝天，对同盟会的批评日益强烈，在同盟会内，分离倾向也日益严重，在内外压力下又不能不改组成政党。早在1912年1月22日，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召开会议，赞成改组一派占据优势，通过了改组为政党的决定，并选举汪精卫为总理。但改组并没有真正进行。清帝退位以后，改组就不能不进行了。3月3日，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再次召开本部会议，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汪精卫为总务部干事，宋教仁为政事部主任干事。由于其他人对政党事务都不关心，实际的事务就落在宋教仁身上。同盟会没有改名，但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开的组织。胡汉民粗略地回忆同盟会当时的分歧说：“南京政府未解组，而同盟会员已有公然脱党者。章炳麟为张謇、熊希龄、赵凤昌之傀儡，而奔走于江浙间，号召保皇立宪派变相之政党。刘成禺、时功玖等则以地域意见，另组共和党，以拥戴黎元洪，皆不惮公然攻击同盟会，其人既由同盟会分裂以出，则于当时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