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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则以地域意见，另组共和党，以拥戴黎元洪，皆不惮公然攻击同盟会，其人既由同盟会分裂以出，则于当时颇受影响。同盟会因开大会于南京，党员意见分左右两派。右派以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左派则以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乃讨论结果，右派占多数，且有改选精卫为总理之决议。”胡汉民的回忆当然加入了后来的反省和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术语，但大体上还是合乎事实的。不过，所谓左派，到了大革命时期，政治形势的发展，一个个都成了右派，因为他们的左边有了共产党。左右是相对的概念。同盟会改组后，凭着革命功勋的声威，得到了迅速的扩张，数月间大量新会员加入，会员数达到55万人，成为第一大党。内务总长赵秉钧也由于右任介绍入会。同盟会和其他党一样，鱼龙混杂，许多会员并不是因为政见的认同而入会的。4月25日，同盟会本部迁往北京。7月21日，宋教仁出任总务部主任干事。
1．风起云涌话政党（6）
20世纪初的这场革命，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其主导方面是年轻的士大夫革命。他们有了一点新思想，学习了一点新知识，半生不熟。中国近代工业刚刚起步，对于社会生活还远远起不到主导作用。所以，第一代现代革命者，还只懂得在政治上要革命，只有反满的政治动员，民权主义的动员，也只是口号，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没有社会新阶级、新阶层的有力支持。他们更没有给民众以经济利益，民生主义的口号，事实上没有给民众允诺什么现实利益，所以与民众无关。会党和军队不能构成现代革命的群众基础。因此，同盟会一改组为政党，也就慢慢变成了士大夫的官僚党，没有新的血液。这是个时代的问题，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改变方针重新组织革命党，明确规定反对旧官僚。然而，这个反对旧官僚的党，一旦执政后，仍然是个官僚主义成分严重的党，而不是民主的党。士大夫的习惯和意识形态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后来一位老同盟会员吴稚晖说，他们这批人是想从井中把人救出来的，但结果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18世纪原地踏步。1912年8月11日第七期《真相画报》上有幅漫画，题词为：“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
修改后的《中国同盟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政纲如下：（1） 实行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 实行种族同化；（3） 采用国家社会政策；（4） 普及义务教育；（5） 主张男女平权；（6） 实行征兵制度；（7） 整理财政，厘定税制；（8） 力谋国际平等；（9） 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当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形势的认识都很肤浅，从表面现象上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完成，所以，除了要予以巩固以外，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实现。由于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政策，虽然没有直接给农民以利益，但损害了田主的利益，不仅增加了当前的赋税，而且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损害田主土地增值的利益。因此，遭到社会上的传统势力普遍反对，孙中山一度希望在自己影响最大的广东推行，但在省议会中遭到强烈反对，仍然没有成功。其他如“促进地方自治”，则包含着以同盟会的地方势力制约袁世凯的中央势力的含义，不仅仅是一种体制性的主张。“男女平权”则是同盟会在人权上的激进主张，当时社会还很保守，很难推广。
可是，同盟会这次改组为政党，只是采取了开放的政策，没有改组原有的成分，也就保持着原有的革命性。孙中山虽然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信任，但在事实上，他心里有一张底牌，因此，他不认为现在的政治局面是他理想中的局面，他虽然承认现有的体制的有效性，但又不期望在袁世凯手里能有令人满意的运转。他心中充满着疑惑，但又不愿意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因此，他决心把政治问题放在一边，只要袁世凯能维持一个小康局面就可以了，他要从经济建设入手，为民国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再谋求深化政治改革。因此，他选择了到社会上进行活动，尤其是希望主持在10年内建设20万里（华里）铁路的宏伟规划。
局面是这样的混沌。孙中山在党内保留了激进的反袁派革命分子，但自己却跑到社会上搞建设。宋教仁要进行和平的、合法的议会运动，但同盟会内却存在着暴烈分子。这个局面其实充满着不安定性，同盟会内部分歧没有消除，虽然没有分裂，却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们将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
在传统中国，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党是个贬义词，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但历代王朝官僚拉帮结派，构成朋党之争。近代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立宪运动中开始动摇，虽然人民仍然没有组织政党的权力，但立宪派也开始成立自己的组织，如张謇就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有了政党的雏形。梁启超也组织了政闻社，后来被迫解散。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的统治解体，人们思想解放，尤其是在上海，依托租界，更多了点自由，组党活动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中国社会突然进入了一个失去控制的境界，现代观念半生不熟，各色人等纷繁复杂，群起组党，甚至只有三五个人，即立党立社，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人列名数个党派，更是常见的现象，也是前进运动中的自然过程。政治的组合、分化在草创时期，没有明朗化。早在1924年出版的谢彬的《民国政党史》就概括了当时的党派形态，指出他们并不是政见的结合，好的是感情的结合，不好的只是权势的结合，金钱的结合。不过是从前的君子党、清流党和小人党的区别。也就是说，政客们用了个现代名词叫“政党”，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习惯，还是中国老祖宗的规矩，士大夫官僚们的朋党而已。真正的现代政治意识刚刚有一点点萌芽而已。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历史学家李剑农指出，民国初年的政党与欧美政党的区别：一、党员的跨党，二、党义不过是空洞的招牌，三、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士大夫的自我改造和强迫改造是近代中国政治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了解士大夫的转型是近代中国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却笼统地说成是知识分子问题。应该说清楚，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及中西方现代的非政治性的专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发育成才，而士大夫都是政治动物。
2．手握重权参议院（1）
民国元年，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政治的操作，是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来实践的。《临时约法》规定议会采取一院制，即只有参议院，没有众议院。这个制度只是临时制度，按原规定，《临时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召集国会，制订正式宪法。后来因为国会选举推迟，至1913年4月召开。虽然正式宪法没有制订，但政治界遵循《临时约法》的活动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临时约法》的立法意图在制约袁世凯的行政权力，所以，不仅赋予内阁以很大的权力，更赋予参议院以很大的权力。
参议院除了已经履行的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权，以及制订法律法规的立法权外，比较重要的权力如下：
（1） 任免权：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这一条在后来政界引起了很大的纠纷，认为对总统权力限制过严。
（2） 财政权：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全国之税法币制、度量衡之准则、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这一条后来在大借款一案中引起争议。
（3） 外交权：临时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均须取得参议院之同意。
（4） 质问权：参议院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要求其答复，但此项质问书之提出，须有参议员10人以上之联署。
（5） 弹劾权：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参议员20人之联署，可提出弹劾案，但须以总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员3/4以上可决，方能成立。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经参议员10人以上之联署，提出弹劾案，但须总员3/4以上之出席，出席员2/3以上之可决，方能成立。后来，参议院在实施这一条时遭到失败。
《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大总统有解散参议院的权力。
《临时约法》虽然不完善，但毕竟构成了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为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临时参议院议员由地方省议会选举，并不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从选举上说，并不完善。它的成员到会也先后不一，出席参议院会议的议员人数也偏低，总之，它确实表现出了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最高的统计有143人到会，但实际出席人数在71人至102人之间，经常出席的人数也就80人左右。国民党成立前，同盟会员约30人左右，共和党人比5月间有所增加，约40人左右，统一共和党人约20人左右，共和建设讨论会约10人左右。后来，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成立国民党，约60人左右，共和建设讨论会改组为民主党，又和共和党、统一党合作，约50人左右。同盟会在参议院的力量有所削弱，统一共和党左右逢源，共和党声势增强。1913年进步党成立后，才与国民党形成两党对立的形势，似乎完成了政党政治的理想组合，而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
参议院成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大多是由原革命党人和原立宪派人士组成，他们在辛亥革命以后重新分化组合。当然，只有在国民党中，还保留着激进的革命分子。共和党——进步党中的原革命派，基本上没有参加二次革命。
对于这些议员的素质和成分，包括1913年成立的国会，可以分析一下。他们大体上在30岁左右，年少气盛，情绪容易冲动。多数人在国内外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有新思想的新进人物，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有限的。前清官僚和有功名的人，占了1/3左右。而留学欧美的人很少，主要是留学日本的比较多，但日本当时还不是一个议会制民主的国家。所以，真正懂点议会民主的人很少。除了官僚以及一直搞政治的人以外，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等）。学习过经济和自然科学的人很少，商人也只是个别的。留学生主要是学政法和军事。从传统的四民社会来看，他们还很难脱离士的范畴。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现代专业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现代的学术研究，他们青少年时期读的还是孔孟的书，仍然保留着士大夫意识，愿意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很少。例如鲁迅和胡适都不愿意学习这些“卑贱”的技术，他们的自然科学基础例如数学的知识很差。当时的读书人，即使到了解放前夕多数人还想做官，不愿意经商、做工、务农。著名的长江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1948年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在农村，本来可在田里做庄稼的小孩，读了书就不能做庄稼了，往哪里去？到都市，到政府机关去。此外便无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里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读了书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里去？往更大的都市，还是往政府机关去。在工厂，工人的小孩，读了书，还是不得当工人了，往哪里去？如无更多的银行、公司，还是到政府机关去。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十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一些革命派的议员在留学时也是从事革命活动，认真学习的人也比较少。这样的社会背景，当然影响到议员的素质和民主修养。从本书介绍的一些人物的经历中，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的教育背景，他们还很难从传统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中解脱出来。
《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地方组织。但革命省份都设立省议会，大体由前清谘议局改组而来。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