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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全涌了出来。《时务报》馆两人一起撑起了宣传维新变法的大旗，随后一起出走时务学堂掀起了湖南变法的热潮，戊戌变法失败后互相藉慰那两颗一样受伤的心。二人虽年龄有所差距，但那一颗一样为中国命运跳动的心却是一样，坚挺充满活力。
黄遵宪的思想见解与主张，在当时社会上颇受瞩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和梁启超一起从事实际运动，可是他在维新派中享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与梁启超有很多共通之处，对梁启超的影响不小。梁启超失意时，是他激发梁启超心底的激情，重新唤起那个呼风唤雨的青年；梁启超事业得意风发时，是他送去赞誉鼓励与警示。在二人的心中，都彼此视为知己，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这样记载其事：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口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与诗界批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祸中国，嗟跌之数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口夺斯人，呜呼，何一酷至此极耶！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更加衰弱，国内民族危机严重，国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清王朝犹如一只被群狼包围的肥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让清王朝的步履越来越蹒跚，慈禧太后早没有垂帘听政的威风，只知道保全自己的生命利益，哪顾得上百姓的存亡？政府的软弱、帝国主义的猖狂使得百姓深浸水火之中，生活疲惫不堪。这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社会的隐患，决心以自己的努力和血汗来换取新的中国、新的生命。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成为其中最强的两股势力。
国难在即，民族存亡迫在眉睫，社会上要求改革、要求维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平息国人愤怒，挽救清廷，慈禧太后开始走出维新的脚步。在1901年后的几年来，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学堂，建立新军，大力发展工商业……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社会经济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教育的面貌也开始泛起红晕，中国社会似乎将呈现一片生机。
“新政”的颁布让立宪派倍感光明，梁启超也颇感振奋，开始为维新的前途奔波。“新政”颁布后，梁启超发表《警告当道者》一文，以1628年英国国会军起义的历史警告清政府，要以查理一世为戒，以免引起国民震怒。他要求若改革就要从民众出发，实行真正的改革，进行彻底革命。随后立宪派利用《新民丛报》作为基地，开始宣传真革命、彻底革命，成为当时言论界的一朵奇葩。1904年的日俄战争的胜利，被立宪派认为是君主立宪制度的胜利，这更加振奋了立宪人士的信心。随后，一批清朝亲贵在战争停止后开始附会风气，以端方为首的官僚纷纷上书慈禧，要求实行立宪。
由于立宪派的宣传、清朝官员的奏请，社会上迅速掀起了一股要求立宪的风潮。1905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动。俄国革命后的社会极端混乱，恐怖肆虐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封建专制国家：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炸弹裂，君后逃，辇麾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於戏俄罗斯革命！於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虽不免于大革命！ 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俄国赫赫积威，在社会前进的脚步面前竟然不堪一击，而中国腐朽萎靡的专制制度岂不是更加虚弱？一时，悲观丧气弥漫整个乾清宫。
令人兴奋的是，思想界仍然生机勃勃。多年新思想的传播，各种宪政的考察，一批宪政理论专家不断涌现，成为清朝立宪过程中的生力军。梁启超、杨度就是其中最权威的代表。
杨度原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代表，思想先进，以拯救国家为己任，希望能够力挽狂澜，拯救国民与水深火热之中。他深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多研究政体国体方面的知识，对西方各种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中，被梁启超的思想言论说服，从“迷信革命”开始转而支持梁启超， 和徐佛苏、蒋观云等共和革命派人一起拥护梁启超，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1906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日益激烈，自革命派同盟会于去年成立以后，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开始了向立宪派宣战。4月28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革命派就两派的论争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从此，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言论机关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代表，针锋相对，壁垒森严。针对革命派提出的三大革命，梁启超作《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得失》，明确反对种族革命，主张政治革命，对于种族革命则有分裂国家之言，遂于其不做过多辩争。
由于社会形势的改变，清廷迫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下诏准备预备立宪，立宪派开始转为实际运动，以更好的指导立宪运动的发展。梁启超随后示意徐佛苏倡议《民报》、《新民丛报》停止论战，以期望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预备立宪中去。《新民丛报》第十一期，刊载了徐佛苏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革命派要求停止论争，共同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去。随后，革命派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拒绝了立宪派的建议，力图挫败梁启超。
1906年2月，为了使梁启超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去，梁父莲涧先生前往日本，主持梁家日常事务。可是，4月梁启超继母不幸去世，莲涧先生又不得不匆匆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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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
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深深刺激了清朝当权者慈禧太后，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给了强烈的震撼，在加上革命派不断的起义，让政府也疲于应付，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清廷逐渐倾向于民主立宪，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1905年7月，清廷应端方等大臣的奏请，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时所行之事，派出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徐世昌等五大臣出使西方各国考察宪证，迈出了预备立宪的第一步。临行时，革命派在火车站放置炸弹，“伤毙送行者数十人”。 12月和次年元月，五大臣分两路启程，这次李盛铎取代了受伤的徐世昌得以出访西方列国。随从的大臣包括内阁中书陆宗舆、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直隶州知州夏曾佑等数十人。
五大臣先后前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丹麦、瑞典、俄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考察了包括议院、军队、工厂在内的具有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的国家重要机关，详细调查了中国实行立宪这个政体的可能性。7月，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回国，大力推崇立宪政体，正式提出立宪方案。
此时，立宪运动因发起于康梁而普及于全国上下，立宪舆论大兴。梁启超在运动中大力提倡立宪，研究、阐述立宪主张和理论，使运动由萌芽而茁壮成长。梁启超不断发表立宪之论，明确指出君主立宪的要义在于建立国会及设置责任内阁，立宪运动开始趋于具体，上至影响朝廷，下至影响社会。立宪之声，几乎成为当时政治言论的口头禅。
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由于不懂宪政，无法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不得不求教于立宪制度的权威梁启超。得到端方等的请求后，梁启超犹如久困的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跃跃欲试，大展身手。随后20多天，梁启超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中，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尽管海上风景迷人，可梁启超置身其中，犹如老僧入定一般，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日竟然不闻自己身旁的美景。随后，梁启超协助杨度起草了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两文，给预备立宪规划出了一个整体的蓝图。后来梁启超还时常为清朝官员提供咨询、建议，影响着清朝上层官员的意志。梁启超借起草立宪政治文件，将自己的主张融化成清朝实行改革的方案，一个清廷通缉的要犯却开始左右了政府的朝政。尽管身在海外，梁启超通过在国内的同志用他那支充满魔力的笔指引着立宪运动的方向，对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06年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由梁启超启超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但是由于这个方案的实行，必定会大大消弱慈禧太后的皇权和军机大臣的特权，因此方案被修改，一些涉及这方面的政策被删除，报告成为慈禧太后等玩弄政权的工具。
9月1日，清廷下诏宣布预备立宪，声称数年后查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以“目前规则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先从改革官制入手，然后再议立宪实行年限。
11月6日，清政府宣布改革官制制度，成立一个中央新官制，改变合并了一些冗杂机构，凑成了一个类似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内阁管理行政，大理院管理司法审判，资政院管立法。但是军机处仍然为行政总汇，总司国事。而且在新成立的政治机构中，满族官僚大大增加，使整个内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仿行立宪让希望改革的汉族官僚和立宪派人士深感失望，梁启超也极度不满。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清廷改革缺乏诚意，依靠改革排除异己，没有任何预备立宪的诚意举动。对清廷的失望使得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动员社会上来。
梁启超认为立宪运动是国民的运动，立宪的本质是民主，民主不能钦定，只能依靠民众自己争取。只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真正的实现立宪。因此立宪之权应操于人民之手，而不是君主之手。 梁启超作为立宪运动的发动者和宪政权威，有着别人无所比拟的威望和能力，他影响着立宪派国内与海外的两大势力。海外他以其先进卓越的思想独领风骚，国内一大批同志成为他的思想的实际执行者，杨度、张骞是其中的代表。立宪派官员端方、张之洞等人与梁启超交往甚密，留日学生归国后也为梁启超在国内建立各方面的联系，使得梁启超在远离国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在中国政坛上发挥重要着影响。
这时，由于国际形势的改变，立宪派内部也迈出了改革步伐。运动的发展，使得大量资金的消耗过于迅速，仅仅依靠华侨的资金援助根本不能满足保皇会内部的运作。保皇会开始投资经济事业，希望能够满足日常所需。1906年，保皇会创办的商会和广东公学均开办，开始了其集敛资金的使命。此时，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华墨银行和电车事业，梁启超则将精力全放在了宣传宪政理论、指导立宪运动的革命前沿，以其言行全面影响立宪运动。
虽然“宪政”这些思想在西方早已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可是在落后的中国，一大批兢言宪政已多年的官僚仍然不知宪政到底是何物，更何况是民智未开的普通国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供国人借鉴，解释什么是国会，什么是内阁等一系列普通问题。他这时期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进行理论宣传、思想启蒙上，大力动员民众，激发国民发挥政治主动力，进行民众立宪的道路。
1906年10月21日，美洲保皇会宣布自1907年2月23日改名为国民宪政会，随后改为帝国宪政会，开始了它新的生命历程。国内称之为宪政会，以利于在内地推行主张，便于保皇会人员运动。帝国宪政会以尊皇室、扩民权、摧不负责任之政权为活动大纲，进以指导立宪运动。
但这个时候，梁启超开始进一步主张建立真正的立宪政体政党，以督促清廷加速立宪进程。杨度、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等人商议组建政党，研立宪之事，由于几人意见不和，最终各行其是。
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工会，推举郑孝胥、张季直、汤寿潜为正副会长。这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立宪公会。不久，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组建立宪政党的热潮，推动着预备立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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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国内立宪运动如火如荼，一片生机，梁启超在日本遥控立宪派人士，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
此时，梁启超的事业已经大成，成为了中国言论界领袖，立宪制度的权威，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