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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上或与之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隐居于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之“饮冰室”。
酝酿
对袁世凯的妥协，梦想拯救国家却换来了无尽的羞辱，梁启超再无意于政坛奔波，而
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从此，他埋头书屋，著书立说，以求学术救国。
从日本归国后，梁启超便开始在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今天津河北区民族路四十六号），建造房屋，安置家人。到1915年，全面竣工。这是两幢西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它们东西分立，各有特色，靠西边的是意大利建筑师罗尼欧专门为梁启超设计的，地下两层，整座楼房是浅黄色，造型典雅。在以造型别致著称的意大利建筑群中，颇有超凡脱俗之感。室内摆设讲究，设有书房与图书资料室，洋溢着浓厚的书香与温馨。
梁启超在这里，真正脱离了政治烦恼，进行着学术大师的转变，在这里，他才思泉涌，运笔如飞，影响着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代爱国主义宗师。取《庄子&；#8226；人间世》中一句，“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颇富哲理的语句，梁启超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饮冰室”，一个影响中国数十年的名字出现了，成为梁启超渊博学识的代名词。
这里虽然没有双涛园的美景，但是它却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温暖的家，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圣地，更是一个处处洋溢浓浓亲情，其乐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成为梁启超耳中无比奇妙的交响乐，让他心旷神怡，妙笔生花。
梁启超这样一位充满政治热情与爱国热情的领袖，却放弃了政治中的北京，而选择了在通商口岸的天津安家；让不少人迷惑不解，包括他年轻的儿子们。一天，正在上中学的颇具强烈民族主义的四子梁思忠鼓足勇气，问到了这个让父亲尴尬的问题，梁启超平和地给孩子们解释到：“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之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的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的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可见，梁启超开始真正地潜心学术了，对于学术的浓厚兴趣让他不得不关心书籍的安全，这也让他日后躲避袁世凯的暗杀提供了条件，让他的家庭始终在安全和温馨中度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3日，袁世凯政府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交战，宣布中立，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成为此时中国国内最强大的一支帝国主义势力，并开始妄想独吞中国，争霸亚洲，于是在8月，拒绝中国战区的建议，进攻青岛。
袁世凯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希望能借助日本的力量来进行帝制活动，因此得到在日本政府如中国内乱，“愿助平定”的许诺后，袁世凯对日本开始一味容忍，妥协，退让，甚至出卖主权。9月2日，日本军队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沿胶济铁路向德国侵占的山东半岛发动进攻，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随后英军在崂山登陆，协助日军在袁世凯化定的“交战区”内击溃德军。1915年1月18日，日军扩大侵略范围，破例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吞并中国。
阴风飕飕，吹醒了中国人民，激怒了中国人民。 梁启超在“饮冰室”中愤然而起，通过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政府发动猛烈抨击。以“似利箭，如枪弹”的文字痛斥日本侵略野心，谴责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通过《京报》、《国民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外交轨道处之外交》等十数篇，针对日本“保持东亚全局之和平”的谬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批驳日媒体“中国侮慢日本”、梁启超“忘恩负义”之说，梁启超针锋相对，说道：“我国今日所处何时何处何地；而敢侮人焉？”“侮慢”之说无从谈起，中国数十年来，遭难深重，受侮不少，教训可鉴，日本“保全中国领土”之说又怎能说服中国国民？而且“日本责吾济以安事猜疑”，为何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消除中国人之“猜疑”；表明其绝无侵略之心呢？ 梁启超本着爱国之良心，批驳日本侵略者；竟然成了“忘恩负义”，不禁令爱国人士心寒。难道“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耶？”爱国竟然不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不得不令人愤慨！后来日报污蔑“北京报馆20余家，尽为德使所教唆”，甚至成了“德国机关报”，日报竟然认为中国舆论，中国知识界竟然可以被金钱所购买，这是对中国人格的极大侮辱，梁启超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讽刺日本道：“何妨试以此数或倍此数之金钱购买，看看效果如何？”同时警告日军，“中国虽然落后，但反抗侵略的精神不会丢，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梁启超的文字意正辞严，犹如炮弹般射向敌人，表现出中国人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掀起一股反帝反复辟帝制的舆论浪潮。
然而，陷入帝王没梦的袁世凯不再理会梁启超的言论，甚至派人劝阻梁启超不要再浪费笔墨，加快了封帝步伐。1915年起，袁世凯开始发表“授卿令”，恢复封建时代的祭孔典礼，恢复清帝排场，肆意践踏共和成果。
此时，梁启超看到袁世凯倒行逆施行为势在必行，便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业的机会，以回乡为父亲祝寿为名，“金蝉脱壳”，南下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联合反帝制力量。临行前，他写信给袁世凯详谈国内情形，忠告袁世凯“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袁世凯能够悬崖勒马，“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 信中的语言如利剑词锋，似爱似骂，谴责袁世凯强奸民意，倒行逆施，背叛共和，欲毁中国于其手。
4月29日（古历三月十六），是梁启超父亲莲涧先生梁宝瑛的66岁大寿，梁启超于25日（古历三月十二）抵达香港，广东都督龙济光特派军舰迎接。当天晚上回到广州。此时，梁宝瑛已在广州租房居住，也算是在此又安了个小家。29日，梁启超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全城雷动。两天后，在八旗会馆开筵，演剧侑祝，全省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开广州城之先例。老人见儿子荣归故里，为自己祝寿，精神矍铄，高兴异常。5月3日，梁启超乘坐龙济光派来的兵船，返回新会茶坑，同时，租赁紫洞艇四只供亲友乘坐，并以三只小兵轮护送，浩浩荡荡地驶向了童年的乐园——茶坑。
阳春三月，沿途春光明媚，花鸟欢虞，回思童年赶考，少年英姿勃发，“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犹萦在耳，屹立船头，两岸山峰驶过，恍惚间又回到了无邪童年，扬桨击水，激起一阵水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欢愉、亲情似乎让这位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忘记了生命的曲折，生活的悲苦，完全沉浸在这良辰美景当中。
梁启超的归来，让茶坑人兴奋万分，一时茶坑热闹非常。附近河面停泊官绅船只密不透风，梁家宾客盈门，贺仪堆积如山，笑声、谈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达官贵人均有所馈赠。梁启超在家大宴宾客，欢度数日，气氛热烈。
隆重而顺利的办完寿庆后，正值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通牒，要求在5月9日下午6时以前答复是否承认“二十一条”，袁世凯急于获取日本支持，早登皇位，便令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承认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卖中国主权！
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孙中山在日本俄痛斥袁世凯“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决心不使“艰难缔造之民国坐致沉沦”，与人民一起将反帝斗争进行下去。梁启超一边发表言论，讥讽谴责卖国行径，一边积极运动军队以打倒袁世凯。
为了迷惑袁世凯的注意，梁启超来到了杭州西湖湖畔，游富春江，探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谒谢翱羽墓，美景绕目，应接不暇，置身于“丹枫鸟栖，红叶之艳”之中，心神缥缈，犹如梦境，“闻钱塘湖壮观不减畴景”， 士气大振，颇感振奋。
6月，当袁世凯加紧筹备帝制时，梁启超前往南京与冯国璋见面。冯国璋是袁世凯的手下一员大将，是袁世凯的当然继承者。可是要复辟帝制，皇位由袁世凯的子孙继承，冯国璋当然不会满意，而袁世凯恐怕冯国璋与另一名干将段祺瑞威胁其子孙的皇位，因此，便大力消弱他们的力量，北洋军阀内部裂痕越来越大，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情况下，梁启超语冯国璋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随后二人一起前往北京，探问袁世凯的真实意图，然而袁世凯矢口否认自己有称帝野心，愿意一起维护共和，继续着他的骗术。
7月，袁世凯筹组宪政起草委员会，任命梁启超、杨度等为委员，梁启超敷衍一两次后，“以病电公府请假”， 不再充任袁世凯复辟丑剧的玩物。
随后，袁世凯把帝制筹备搬到了前台。8月，美国人古德诺、日本人贺长雄成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共和宪法持久论》鼓吹中国益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开始以“筹一国之安”为名，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拥戴袁世凯即位，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迅速形成。
封建专制死灰复燃，民主共和转瞬即逝，“筹安会”一片乌烟瘴气，而舆论界却摄于袁世凯淫威，不敢出声，不敢言语，一片沉闷，世人的目光又凝聚在梁启超这个言论界骄子身上。重病卧床的梁启超见状，一跃而起，连夜草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称帝野心，淋漓尽致地描绘袁世凯的丑恶嘴脸，表明自己坚决同帝制复辟斗争的决心。“定不忍坐视此辈鬼魅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我不能属文耳。”“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启超我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后虽因“袁世凯尚未承认有称的之意”将原稿“改就和平”， 但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一中心思想仍然分毫未动。
梁启超的举动让袁世凯颇为心急，迅速派人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劝梁启超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被婉言拒绝，随后，袁世凯“危词威吓”，但梁启超“不愿苟活于此混浊空气中也”的大革命气概让袁世凯走卒哑口无言，不得不狼狈而退。不久，袁世凯开始策划谋杀梁启超计划，但终因无法进入使馆区而不得不做罢。
1915年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北京《京报》上发表，引起了一阵飓风，“即日售罄无余，凡茶馆、旅馆因不可买的，只得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买者仍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世凯背信弃义复辟帝制的骗局，“兴妖作浪，徒淆视听而治国家以无穷之戚”的罪行，号召四万万中国人民###袁世凯，再造共和。梁启超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成为护国运动的开端。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后，手握重兵实权的袁世凯恼火万分，但他仍然认为梁启超一介书生不足为虑，还没意识到梁启超即将把他送进坟墓，成为他的掘墓人。
烈火喷涌
袁世凯宣布复辟后。孙中山、黄兴等原革命派人士也展开了反专制反复辟斗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黄兴的欧事研究会摒除异见，携起手来，与“敌人”梁启超再次联手，一个讨袁护国的联合战线出现了，成为护国运动胜利的佳兆。有报论“两党之痕迹，殆已合同而化矣”。
《异哉所谓问题者》一文发表后，梁启超与蔡锷接触更加频繁起来，商议大业，二人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亡，绝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绝不在朝”。 二人“亡秦必楚”的决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在全国掀起了反抗狂潮，而蔡锷则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军事基地。
蔡锷在京城整日陶醉于声色犬马，花前月下，韬光养晦，制造假象。袁世凯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另外，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刘显世等在蔡锷的授意下“赞成帝制”，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