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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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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需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指出,孔子是一位社会政治改革家。他依托古制改造新的体制,建立新学派,即新教。《孔子改制考》因提倡“改制”而提出“三统”、“三世”之说。“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万木草堂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维新志士,寻求救国道路,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有诗道出其政治色彩曰: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这一点恰是万木草堂新潮起伏、春意盎然的原因。康有为并不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研究中国命运,民族的前途,自然受到热血青年的欢迎。梁启超在这时已经受到康有为变法求存的大同思想,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开始在康有为的旗帜下摇鼓呐喊。四年的万木草堂生活结束后,梁启超结束了自己的学子生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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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
梁启超,出生于南国一个半儒半农的乡人家庭,家境贫寒,没见过世面,未经历风雨,纯粹一个落满尘埃的“灰姑娘”。然而,灰姑娘的命运在不经意间改写了。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意气风发,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风范,在家人的督促下来到广州参加乡试。是年,广州乡试主考官是来自京城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副考官是来自福建的王仁堪,二人都是清明之士,具有高尚节操,爱才如命。考试时,梁启超在众多的秀才当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梁启超少年英俊,才貌双全,文章如滔滔江水,淋漓畅快;又似耸天云峰,立意精深,这当然引起了李端棻的注意。作为主考官,李端棻十分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新举人,高兴之余,想用一种特有的、也是很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才惜才。想到堂妹尚待字闺中,他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梁启超的来讲,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这怎能不令他欢喜呢?“灰姑娘”终于遇到了他的“王子”。

  李端棻在发榜后,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而王也早有此想法,只不过,女方成了自己的女儿。李端棻先提出后,王仁堪与李端棻相视一笑,梁启超的命运从此便与李端棻的堂妹李惠仙联系起来。

  可是,在封建时代,自己的婚姻必然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梁启超当然没有忘记这封建礼仪。面对这上天赐下的好姻缘,梁宝瑛当然是欢天喜地,哪会拒绝不许呢?一段“灰姑娘”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就这样被演绎着。它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改写梁启超与李惠仙两人的命运。

  李惠仙,京兆公李朝仪之女、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堂妹,出身显赫,家庭生活优裕。虽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也从小熟读诗书,品貌端庄,贤淑聪慧,知书达礼。就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在那个时候,也要听从父母之命,在一个适当的年龄与一门当户对的官宦子弟结婚,摆脱不掉封建婚姻的束缚。可是,梁启超出现了,这改变了她以后的生活,伴随她的不再是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而是乡村泥泞不堪的山路,繁杂的家务琐事,无尽的贫困。然而又是这贫困让她变的坚强、果敢,成为梁启超的“闺中良友”。梁启超的任何成就与李惠仙的支持与帮助密不可分。

  1891年,万木草堂刚刚开办,群英云集,学术空气分外浓厚,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尽情吸收着西方新思想。10月,在李端棻和家人的催促下,启超进京完婚。是时,李端棻已经准备好一切,只等梁启超的到来。梁启超到京后入住宣南永先寺之新会新馆。当北京的新会乡亲得知梁启超进京完婚,都兴高采烈,好象自家人结婚一样,闻知女方是京兆公李朝仪之女时,更是吃惊得忘记了一切。梁启超的婚姻让在京城的新会人都扬眉吐气。

  随后,婚礼在李府举行,宾客如云,京城高官无不到门来贺,整个过程铺张、红火。当时,康有为也赋诗相贺: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 

  广东茶坑村里,梁家也大摆酒宴,宴请茶坑乡亲,各级官员,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婚后,梁启超在京城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然而,万木草堂才是少年梁启超的天堂。不久,李惠仙和梁启超回到老家广东新会茶坑村,开始了她“井臼操作”的平民生活。梁家仅靠几亩薄田生活,不太富裕,而且茶坑偏僻,气候炎热潮湿,这对于来自北方的李惠仙说,这既是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也是一种考验。更何况梁启超常年在外,初来这里的李惠仙甚至连当地语言都听不懂,然而李惠仙不仅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更是尊长爱幼,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成为梁家重要的一员,赢得梁家上下的喜爱与尊敬。这一切让在外的梁启超欣喜不已,千水万山的阻挡反而让他们的感情日益深厚,其原因也许就是李惠仙的贤惠娴雅吧。几十年后,梁启超还对此念念不忘:

  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嫁炎乡一农家子,日亲进臼操作,未常有戚容。 

  梁启超的婚姻本身虽说也是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可是由于梁启超的博学多识,李惠仙的深明大义,还是演绎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梁启超能够有如此的成就,李惠仙就是他背后那位伟大的女人,换句话说,梁启超的军功章也有李惠仙的一半。

  

千百书生掀学潮——公车上书
1893年,康有为参加乡试,录为第八名,终获举人,时年三十六岁。

  年近寒冬,康有为约梁启超于来年进京赶考,梁欣然同意。此时,李惠仙居南国一年半,尝尽农家苦乐,与梁家上下甚为和谐,但她的三寸金莲使得她不能畅行于乡村的山间小路,同时她思念在北京的兄嫂,于是和公婆相商后随夫北上进京。

  春节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陪嫁丫鬟)起程。此时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会试恩科。进京后,康有为居于国子监祭酒盛伯熙官邸,及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住。 梁启超下车后将妻子送至李公馆,后移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日夜攻读,准备应考。这时的北京,咋暖还寒,古城春色淡雅清新,桃花含苞未放,垂柳丝丝吐绿,洋溢着一片生机。

  然而,此时北京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梁启超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挽愤时局,抨击时政,为了倡导维新改制,康有为、梁启超大力向翁同和、李鸿章等高官宣传推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冲击着整个封建思想界,引起顽固大臣的惊恐与仇视。守旧派官僚见到《新学伪经考》后,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污蔑与挑战,应该象孔子杀少正卯那样将康有为杀掉,形势极为严峻。梁在得到消息后四处奔走,想法营救,经多方活动,严惩康有为的空气缓和下来。随后广州掀起惩办康有为的高潮,康不得不离开广州。

  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迅速侵占平壤,发动黄海海战,进军辽东半岛,大有吞并中国之势。然而,清朝统治者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大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北京城中,大兴土木,整修道路,设置景点。梁启超一帮爱国青年四处奔走,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失败惨剧。然众大臣无心国事,只求升官发达,致处处碰壁。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这样感悲时势:

  怅怅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寇口,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弊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阁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此时的梁启超心急如焚,整日借酒消愁,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也只能在苦酒与诗文中发泄不满、愤慨,表达永难平静下来的心情。八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气焰嚣张,步步进逼,而清军却士气萎靡,节节败退。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把北洋海军滞留威海卫军港,不再出战,将海上控制权拱手让出。随后,日军侵入辽东半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得北京人心惶惶,终日不得安宁。梁启超与妻商议,暂离北京,试待后举。悲愤至极的梁启超离京返回广东,随后护送妻女去贵州避难。

  1895年3月,康梁再次上京应试。阳春三月,春江水暖,燕子衔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国家危在旦夕。师生在途中谈起进京目的仍以“广求天下之人才”为第一义,但也望高中进士,以求更大支援。沿途听闻清军大败,军队溃散,气愤异常。至天津大沽口外,日军强行上船搜查,更令康梁极为愤怒,颇感受辱。至京城,北洋水军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去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国将不国。日本为了逼迫李鸿章签订奇耻条约,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南占澎湖列岛,进窥台湾,北攻牛庄、田庄台等地,进窥津、京。铁蹄所到之处,惨绝人寰,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内廷备车500辆,准备迁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空前严重。

  此时,应试举人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谴责主和派官僚。梁启超奉师命,连夜到各省会会馆讲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督察院,反对割地赔款,签订条约,要求变革。在梁启超的鼓动和湘粤举人的带动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30日各省举人拥之督察院,“人山人海,衣冠塞途,奏章如雪片飞入。”台湾举人最为气愤,更是“垂涕请命”。

  随后,康有为决定扩大声势,联合十八省举人一起上书。康有为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吁请光绪“拒和、迁都、变法”,由梁启超、麦孟华立即修改更正。5月2日,六百零三名举人###于松筠庵之“柬草堂”签名示威,文廷式、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也参加了此次###。人群把柬草堂围得水泄不通。

  梁启超在会上宣读了《万言书》,陈时局,索道路。他说: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穷则变,变则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举人们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更有甚者痛哭失声,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当各省举人联名上书之时,清政府派军机大臣极力阻止上书,并遣亲信官员到各省会馆妄造谣言恐吓。但5月4日,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为首的数百举人仍然成群接队坐着车子,首尾相连约五里,浩浩荡荡开往督察院,呈递上书。督察院拒绝接受上书,原来清政府“恐人心汹涌,局势有变”,已于5月2日批准“和约”。  这就是“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群众性运动的开端,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拯救民族的具体方案,标志着中国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想运动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开始成为全国性的知名政治人物,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的情形,让梁启超看到了维新的希望。

  公车上书后,康梁投入到会试中。梁启超所写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官李文田看后,大加赞赏,决心录取。然而正总裁徐桐以广东举人“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弃而不录。后来李文田在试卷末尾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给梁启超极大的安慰。康有为录取后,因为是公车上书带头闹事人,被降为二甲四十八名。

  此次进京应试,梁启超得以广交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公车上书成为梁启超的人生转折点,从此步入社会,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开始其救亡图存的道路。康梁在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让梁启超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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