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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没有胃口、味觉迟钝。”＇72＇他已经到达极限，说他宁愿自杀，也不愿再过这样的冬天。
尼采从西尔斯玛丽亚写信给奥弗贝克诉苦说：“我在热那亚这几年，即使是为了征服自我，也不是任何人能忍受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体内的暴君’，这无情的暴君，这次我也要征服自制力（关于我肉体的折磨，其时间之久、程度之严重与变化之繁复，我敢说无人能及；而我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也与肉体不相上下？）。”＇73＇
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写道：“在这折磨之中，连续三天头痛欲裂，呕吐出粘液，但我像是辩证学家，头脑非常清醒，思路非常敏锐，我在健康状态下反而无法如此敏捷、如此锐利、如此冷静。”＇74＇
1888年年底，尼采出现电光石火般的能量，以白热般的温度著述新书，他惟恐会发疯和死亡。疾病与痛苦令他意志消沉，但也指引着他，他一直沉思这问题。他想到未来，他的著作能够被人了解和欣赏。同时代的凡·高也出现类似的情形。纯粹是创意的灵感、心理疾病，或是脑梅毒患者不可抑制的才能表现：无论是怎么样的组合，结果都是很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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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1）
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
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阿道夫·希特勒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调查和研究。但是，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这些文献中，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另一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1936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特奥·莫雷尔（Theo Morell）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日记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希特勒进行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患者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施滕格尔（Putzi Hanfstaengl）是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这位著名的纳粹捕猎者，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时候还有反对的声音。追查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和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T。 Anwyl…Davies）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们被传染梅毒给希特勒的犹太妓女传染了梅毒。他的见证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1＇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Fight）！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Sieg Heil）！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但是很难驾驭。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希特勒（2）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Hitler： The Missing Years），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2＇
鲁道夫·宾尼恩（Rudolph Binon）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Hitler Among the Germans）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3＇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17世纪，蒙彼利埃（Montpellier）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Francois Ranchin），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4＇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Landsberg）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Mein Kampf），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5＇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在《诠释希特勒》（Explaining Hitler）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6＇，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Herr Fackler）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Flanders）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Bodo Spiethoff）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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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3）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Alan Wykes）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The Doctor and His Enemy； 1966）和《希特勒》（Hitler； 1970）。
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Stefan）和“丹尼尔”（Daniel），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Meldemannstrasse）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