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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1960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子：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1960…1961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1961年11月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12。1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17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56＇1962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荦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8…10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40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则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17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 “照顾17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17级”的范围，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 3…5斤，豆腐3…5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200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40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6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32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年初江苏省浮肿病人达到39。3万人，虽比1961年底增加了8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
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别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6月作出的恢复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以及从1961年初从国外大量进口的粮食。据统计，仅1961年就从国外买进粮食500万吨，1962年又进口300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9月25日至10月2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30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3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2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160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80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10月2日，仅销售了30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本文的基本资料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1＇＇2＇＇3＇＇4＇＇6＇＇7＇＇8＇＇9＇＇10＇＇11＇＇12＇＇13＇＇15＇＇16＇＇17＇＇18＇＇20＇＇21＇＇23＇ ＇24＇＇25＇＇26＇＇27＇＇28＇＇32＇＇40＇＇41＇＇42＇＇44＇＇45＇＇46＇＇48＇＇49＇＇51＇＇54＇＇55＇＇61＇＇63＇ ＇64＇＇65＇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
＇5＇＇14＇＇33＇＇6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南京：2001），页365，365，368，380。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884。
＇2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社，1997）页57。
＇29＇＇34＇＇67＇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页369…370、368、38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872；另参见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页450。
＇31＇中共中共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65。
＇3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202。
＇36＇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页458。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页327。
＇38＇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95。
＇39＇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86。
＇43＇＇60＇邓自力（邓小平族弟）：《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页156，157。
＇47＇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409…410。
＇50＇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197。
＇52＇丁学良：＜革命回忆录之五。我最早遇到的“持不同政见者”＞，载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01年2月13日，第24页。
＇53＇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426。
＇56＇＇59＇韶华：《说假话年代》（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页60，61。
＇57＇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页116。
＇58＇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70。
＇6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89。
＇68＇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页23…25；另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页304、307；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页295…302。
12．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fyjs/viewarticle。php？id=9164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着，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它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