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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毛泽东就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天后，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年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刘少奇下台，由林彪取代刘成为第二把手。
毛为什么能顺利发动文革？一年多来，他小心翼翼，精心准备，把一切最坏的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并做了认真的防范，但预想的各种“修正主义者”做“坏事”，搞“政变”的情况，一件也没有发生！严格说，他老人家发动文革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彭真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一经毛出面反击，倾刻瓦解，刘少奇则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台。毛可谓一路乘风破浪，所向披靡，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体制，意识形态和道义上都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1，毛就是党，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彭罗陆杨”出问题，对党的形象没任何影响，刘少奇下台，任何人下台，都不会损伤党的威信，最多就是需要修补一下，（这个工作，文革中主要是通过周恩来做的，周解释了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什么刘错误严重，但只是到了1966年才揭露），由于这个原因，文革初期全国各级党委都被砸烂了，在毛看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有毛在，有毛领导的军队在，就是党在。
2，从建国起，我们宣传、教育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这种工作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贯穿在一切领域，使得毛和毛思想在人民中拥有巨大威望。他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群众都相信毛英明伟大，只是底下的干部欺骗毛和中央，文革中甚至出现刘少奇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的论调；毛在文革中改组了党的意识形态系统，毛通过不时发布“最新最高指示”，亲自或通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对毛思想作出直接解释，更增加了毛思想的权威性；毛还找到一个新渠道，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和人民直接交流，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以后又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发动群众，文革期间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出现真空，而是实现了毛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彻底的占领，这使得毛拥有独一无二，任何人都没有的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统合力量。
3，毛要修补体制的弊端，群众觉得毛关心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打压”学生，要打他们“右派”，毛则是解救他们；“走资派”搞“三名三高”，毛要搞“平等”，反对特权；“走资派”支持“城市老爷卫生部”，毛号召医生下乡给农民看病；刘保护，爱护17级以上的干部群体，毛则把他们赶到农村“五七干校”，要他们劳动改造。在老百姓中，特别在青年学生中，青年工人中，存在着长期积压下的不满，这就是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对干部特权行为的不满，“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颇生动地发映出文革初期群众的这种情绪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动获得巨大的道义性。
4，毛的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不仅表现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领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更拥有现实中的巨大的权力。他掌握着军队，林彪全力支持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时，毛又安排叶剑英担任军委秘书长，把军队完全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也掌握全国的公安系统，谢富治绝对服从于毛。刘少奇虽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优势条件。
5，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无形中积累下许多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体制带来的，有的则和具体的人有关系，刘处于第一线排头的地位，不由得他个人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身处于这些矛盾的中心。刘之上有毛，刘的旁边还有一批开国勋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这些大干部各有神通，虽然都服从中央领导，但一旦察觉毛刘有异，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刘又不具毛那样的绝对权威，说话有时并不灵，但刘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忘了自己只是第二把手，而强制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张，有时批评人疾言厉色，故而造成各方关系的紧张。在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问题而引发的华北局对刘的意见，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有所谓“北方局”干部和其它系统干部之间的矛盾，有群众和“官僚体制”的矛盾等等。上述种种矛盾本来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殊环境下又被有意激化，从而成为毛能顺利发动文革可资利用的因素。再有：刘多年来在政策制定和掌握方面跳跃性较大，喜欢走偏锋，有人称之为“忽左忽右”；刘指导四清，打击面过宽，激起不少地方干部的反弹；一些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认为，刘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有偏心的一面；相比于毛和周，刘的个性过于严肃，刘的司机说，“我给少奇同志开车一年，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从积极方面看，这可以理解为“是少奇同志长期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地下工作的习惯”；但是，建国后毕竟已不是地下斗争的年代，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早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不可能是所谓“嫌疑分子”，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刘的个性缺乏亲和力。因此文革初期，一些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对刘下台是无所谓的，就是到今天，也还有一些老干部对刘少奇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性的看法。当时的老百姓，虽然普遍对刘下台感到吃惊，但也没有很多人为此而特别难过和惋惜的，因为老百姓对刘少奇的了解非常有限，虽然文革前全国各地都上映过歌颂刘少奇的电影《燎原》，广大干部也学过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这些与党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军队系统对毛和对《毛选》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刘少奇多次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只知道他保护、爱护各级干部，要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刘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好事，特别是刘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荣誉都归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报纸上要他们知道的那些。所以说，毛发动文革，是有相当的群众和干部基础的。
毛为发动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规的，例如：毛背着中央一线领导同志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他一人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等等。1964年年底，他当面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这不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常用语言，也不符合党伦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刘少奇，通过中央会议，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实现的。在那个年代，体制对毛的约束力是不存在的，从1965开始，就是毛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排序表达，正式的解释是，如果没有毛，没有毛的正确领导，一切都没有。所以毛就是党，革命，军队，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党的团结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从而使他获得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
文革发动的年代距离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这首诗，也发表一些年了，对文革发动的过程和毛的这首诗，都有一些解释，我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有关文革发动的细节，还有许多没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乃是论述过去，但绝不等于过去”。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论这个问题，但这也只是一种叙述，所以，在座各位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断毛的这首诗和我所谈的这个议题，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
17。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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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4〉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