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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
作者：乔伊斯阿普尔比/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跌宕起伏。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文化，研究其思想和价值与研究其创造力和系统一样重要。乔伊斯阿普尔比对这个人类最强大的创造从起源到现在做了引人入胜的介绍。
本书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乔伊斯阿普尔比的著作，作者在书中探查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了政治，同时在习俗的约束下又如何改变了社会的主流行为、思想、价值观理想。通过对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成功与挫折、令人反感的殖民经历、世界性的战争，作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发展史做了精彩的介绍。
作者简介
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Appleby），当代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之一。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会长，其著作曾获2009年的小阿瑟M。施莱辛格奖。现居洛杉矶。
书摘正文
第一章资本主义的谜题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像一则优秀的侦探故事，从一个谜题开始。几千年以来，贸易虽然蓬勃发展，却一直严格局限在传统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框架之内。直到16世纪，商贸才大胆地在新方向上迈开了步子。农作物耕作的增效方法慢慢开始为其他经济领域释放劳动力和资金，比如加工从东、西印度群岛以及周边地区运达欧洲的食糖、烟草、棉花、茶叶和丝绸。这些劳作改进提高了西欧的生活水平，也戏剧化地打破了旧有经济秩序和习俗的限制。当一群自然哲学家开始理解物理定律时，重塑世界的力量就出现了。偏好实用的发明家凭借这些知识，发现了借用自然之力生成能量的惊人方法。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资本主义——这一以个人投资为基础，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的体系——逐渐取代了满足社会物质需求的传统惯例。从早期的工业化到如今的全球经济，一系列革命无情地改变了人类的习惯和栖息地。而资本主义历史的谜题就藏在这里，即这些发展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才得以实现。
大多数改变人类努力的神奇机器都始于蒸汽和电力的简单应用。在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想出利用蒸汽运转机器的方法以前，有多少人看过沸水的蒸汽顶起锅盖？更早些时候，不是还有人尝试用闪电做过实验吗？18、19世纪的创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让我们更想知道在数千年的原始农业秩序中，人类社会为什么一直固步不前。那时候的智者可以洞悉宇宙的秘密，却无法想出对抗饥饿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古代经济落后，这个答案只是语义上的推搪，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面对有限的经济生产力，解开这些文明成就的难题。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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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问题，我想寻找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探查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了政治，同时在习俗的约束下，又如何改变了社会的主流行为、思想、价值观理想。这本书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综合研究，而是回望我们现今的经济体制一路走来的脚印。它并没有全面讲述不同国家如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形成资本主义的特殊地区的特定发展上着了重墨。虽然我更关注经济运行方式，但我也要在这里强调，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体系。它还体现了建立政治秩序的新方式。一旦人们扭转了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看法，他们就会重新思考人性，他们就会从个人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在传统社会的人看来，这曾是满纸荒唐言。回首过去四个世纪，人们的生活不断出现挑战，而社会的应对方式也在逐渐变化。
如果有机会参观古代的佛罗伦萨、阿勒颇和广州，我们一定会惊讶于他们庞大的集市和市场上售卖的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商品，我们也一定会赞叹他们精美的教堂、寺庙、清真寺，以及商贾的城市居所和贵族的乡村住宅。我们还会发现大量手艺出众的工匠、知识渊博的政治家、精明世故的贸易商、技术熟练的水手，所有的人都充满活力。然而，因为他们崇信的经济体制在规模和范围上有诸多限制，所以他们只能勉强糊口。各类商品经常严重短缺，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传统社会中的稀缺
全世界的传统社会都建在稀缺的基石之上，尤其是粮食短缺。无论是在古代的埃及、希腊，还是在古巴比伦和古蒙古，8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粮食生产。即使这样，农民仍常常生产不出供养全社会的口粮，于是就会闹饥荒。年复一年，除了富庶的家庭，大多数人在农作物尚未成熟的几个月里，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各处的人们都对饥荒充满了恐惧。而粮食问题一旦与经济和政治因素联系起来，饥饿往往就会变成一种手段，用来惩罚不守规矩的人。大部分成年人都经历过吃不饱的日子，这些饥馑的出现间接证明了威权统治占上风的合理性。很少有人会去想，如果农民和商人可以自己做主，那么他们会拿手中的粮食做什么，那些易受粮食短缺侵害的人要保护自己不受农民和商人的自私决定之苦。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统治者监控了粮食的生产、销售和出口。有立法机关的地方颁布了限制性的法律。在规则的约束下，人们没有机会闹事，也没有机会开创新事业。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家庭内部进行，家族成员有的纺线织布，有的烹煮食物。日子一天天过去，风俗习惯代替激励机制，推动了社会运转，传承着工作技艺。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没有分工，房东、租客、父亲、丈夫、儿子、工人、妻子、母亲、女儿和仆人等继承的身份是分配任务的唯一方式。
尽管世界各地的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他们又是一致的：丰年和歉年——即《圣经》提及的七年丰裕，七年饥馑——交替出现，人口也随之增长或萎缩。我们可以从欧洲教堂的施工记录中看出这场“盛宴与饥荒”的起落。大部分雄伟的建筑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工，积极建设一阵子后，一般紧接着就会有长期的停工。闹饥荒时停工，日子好过些再开工，这样反复几次，工程才能最终建成。
假如时光倒转，我们可能会讶异，社会中居然存在这么多的阻力，对改变的敌意就更不用说了。新事物在现代西方的生活中极为普遍，所以我们很难彻底理解人们曾经多么害怕它们。脆弱的经济自始至终影响整个旧社会，不但鼓励了猜疑和迷信，而且袒护了君主、神父、地主、父亲的无上权力。维持秩序对社会管理者来说从来不能等闲视之，当这么多人的生命被危险胁迫时，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财富织就了一张对抗全球饥荒的安全网，但某些社会的强大传统仍反映了近代欧洲的习俗。通过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我们也承认荣誉思想的保留，承认男女角色的分离，承认女性贞操的重要性，也承认个人欲望有时该隐入群体意志。所以近期的恐怖袭击使许多西方人期盼，好转的经济可以让那些实施暴力的年轻人有其他事可忙。我们欢迎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样的反应显露出资本主义思维的痕迹。我们没有充分地考虑过共同的宗教仪式和信仰之间的强大联系，也没仔细地思量过对这些关系形成的威胁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传统社会的男男女女眼中，我们对效率和利润的关注是彻头彻尾的恋物癖。他们就像是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厌烦我们看重的这些东西。
第3节
资本主义的区别
“资本”这个词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这次历史巡航的行动路线。资本是有特定用途的钱。钱可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花出去及时行乐。在这两种情况下，钱还是钱。只有当我们投资某项事业并期望获得回报时，钱才能称为资本。简而言之，生钱的钱才是资本，一般来说，这个转变总会伴随着某种生产活动。而只有当私人投资的意愿和策略成为主流时，我们才能在“资本”后面写上“主义”，这种演变最早发生在英国和荷兰，接着是西欧，再后来才是美国。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还把手伸到了临近的东欧和日本。如今，资本主义方式仍有力量左右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
资本主义的初衷当然不是要穿上“主义”的外衣。一开始，资本主义不是制度，不是名词，也不是概念，而是一些零散的行为方式，这些与众不同的方式被证明很成功，而且可以继续发展。这些行为方式和所有新事物一样，进入了一个尚未准备妥当的世界，一个担心偏离既有规范的世界。这些行为方式不仅违反了法律，遭到了当局的反对，而且与主流的正统观念相左，触怒了普罗大众。最早的创新者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权力去抗衡社会里的这些反应。因此资本主义的崛起之谜不仅包括经济主题，也有政治和道德的含义：企业家如何摆脱习俗的束缚，获得了使他们转变的力量和尊重，而不是遵从当时社会的教义？
创新战胜习惯有许多发挥作用的因素，有些因素还很偶然。百折不挠的开拓者坚持创新，直至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不再被召回事物的惯常秩序。“蝴蝶效应”的说法并不全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比喻更贴切一些。他们钻开这样一个小小的洞穴需要好奇心、运气、决心，还有反其道而行的勇气，他们必须承受环境加诸的巨大压力。
资本主义制度如今遍及全球，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全球两大部分的连接。15世纪末，欧洲、非洲和亚洲才与美洲恢复了联络。在此之前，即使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也仅仅是几条运输胡椒、肉桂等轻量级商品的陆路贸易路线。后来，欧洲对世界的好奇心激发了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其中就包括航海家亨利王子。亨利王子虽然自己从未离开过葡萄牙，但他陆续资助了一连串沿非洲西海岸的航行。贸易商禁不住非洲西海岸沿线黄金交易和奴隶贸易的诱惑，增加了航海次数。不久，沿非洲东海岸航行的葡萄牙船只就到达了好望角。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经在非洲海岸和横跨印度洋直通印度次大陆的地方建立了两个据点。1517年，另一个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也带领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完成了一次环球航海。
中国明朝的七下西洋比葡萄牙的航海还要早七十年。这几次探险由伟大的将领郑和指挥，远征船队共有27000多名水兵和200多艘舰船，其中最大的一艘船重达1500吨（与此相比，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只有87名船员和3艘舰船，每艘船的重量都超不过100吨）。这些船从中国出发，穿越东印度群岛，途经马六甲、暹罗、锡兰，横跨印度洋，沿非洲东海岸航行，最远或许到达过马达加斯加。中国的水兵们在宽敞的甲板上种植草药，并且想办法从非洲带回了一对长颈鹿。在罗盘的辅助下，中国的航海向全世界宣传了他们复杂精密的技术。不过三十年后，中国的这些探险活动都停止了。
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Dias）绕过好望角，到达了莫塞尔港。后来，许多类似的快帆船紧随其后，使欧洲与东印度群岛有了持续的接触。葡萄牙人的航海只是吊起了欧洲冒险家的胃口。而欧洲前往亚洲的转变，从意大利出发，经由陆路到大西洋国家，才有深远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地中海国家芳华尽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和荷兰抢夺了它们的商业优势。大西洋超过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成了世界旅行者的新航路。
第4节
历史的大谜思之一是同样能干的中国水手和葡萄牙9水手之间的不同反应。与葡萄牙人相比，中国人“看世界”的热潮为什么会退去？中国人比葡萄牙人更早地表现出对贸易的极大兴趣，因此金钱动机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更多的葡萄牙人可以随心而为，葡萄牙王室甚至承担了首次航海的费用。我们缺少准确的信息，但又急着讲故事，证实我们的猜想。西方的说书人喜欢强调探险者的无畏和欧洲人为摒弃习俗做好的准备。这种有关东西方差异的解释最经不得仔细推敲。真实往往比故事更精彩。
缺乏知识、财富或技能显然不是中国人与西方切断联系的原因。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从现实角度出发，中国商人曾在整个印度群岛建立了商业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可能减少了他们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