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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五十元即为地主白得。押金最高的占租额200－500％，曲靖区马龙县有的押金即占300％，一般押金占租额的100－200％，最低的亦占租额40－60％。
额外剥削
地主对农民除上述几种租佃形式剥削外，还有种种的额外剥削。如无偿劳役，在租约上规定佃户每年须给地主做工若干个，或规定代耕田地、代种菜圃、代养牲畜、挑水、碾米等。还有所谓“献新”、“送礼”，每年新谷登场，地主选一“吉日”令佃户分别送新谷若干。每逢年关节日，婚丧大事，都得叫佃户送礼。
由于上述地租、押金和额外剥削，实际的地租率（田租占产量的百分比）也随着增加。如根据泸县石润乡二保的调查，该保地主占有田地2140石，1949年共收租1401石，正额田租占土地产量平均为％，而且这是按十足年成即1石田收1石谷计算的。但该地常年产量是成到9成，1949年实收为9成，若按实收9成计算，则1949年该保正额田租占土地实产量平均为73％强。再加上各种额外剥削，约占正产量10－20％，则实际的田租占土地正产量一般都在70－90％以上。如果再从收获中扣去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则实际的田租额所占土地正产量的百分比当更高，泸县石洞乡1石田所需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折合稻谷的数量如下：种子——稻谷8至9合；人工（包括食粮及工资）——5个半，每个稻谷3升，共合稻谷1斗6升5合；牛工（包括牛食及牛资）——2个，每个稻谷3升，共6升；肥料——5挑，折合稻谷3升，以上共需稻谷2斗6升4合，占土地正产量（1石田收1石谷计算）％。
在这样惨重剥削下，佃户必须以土地正产物的大部甚至全部来缴纳田租，甚至还得加上副产物或副业收入之一部分来缴纳田租。由此可见西南地区地主剥削的野蛮程度，它不但占去农民剩余劳动的全部，并且还侵占农民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的一部或大部，以致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则更严重。它往往使得农业生产只能维持反复的简单再生产，而且即使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也时常遭受破坏，而迫使生产规模日益缩小，形成解放前西南农村的凋敝现象。
7、公元2117年的田赋
“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这是民国年间郭沫若写的讥讽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多的对联。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苛捐杂税之多，举世罕见。从十里洋场到穷乡僻壤，全国究竟有多少种捐税，谁也说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1932年天津《大公报》就统计出有1756种。而到了国民党统治末期，苛捐杂税更多如牛毛。那时，不仅中央政府收取捐税，而且省政府、县政府、区政府乃至乡保，都自订税则，巧立名目，强行摊派，横征暴敛，甚至在装大粪的船上、死人的棺材上、卖儿鬻女的契纸上，都要贴上印花税，真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这里我们所列举的主要是针对农民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2）
田赋
田赋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旧中国历代政府以土地为对象所征收的税项。一般的自耕农是田赋的直接承担者，而佃农则是间接的承担者。民国年间，田赋数额之大，令人咋舌。例如在陕西汉中褒城、南郑、石泉一带的水田，每亩一年的总收入不过5元，而田赋正税的负担普通每亩倒要2元，另外杂派和兵差还要摊到4元5角或7元8角不等。又如，抗战前期，在鄂北的均县，每亩的田赋至少在1元以上。1亩地一年的收成也不过2、3元钱，田赋要去了一半，农民当然负担不起。田赋的增加也是很迅速的，例如，广东茂名县1石租田的田赋在1932年为1角5，到1934年就要交纳5毛，3年间多了3倍。而广州东郊的棠下，在1926年每亩纳税共3角半，到1933年就加到1元4角，7年间加了4倍。
田赋除了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附加税始于清末，咸丰四年（1854年），清政府因*太平天国，在原正税“条粮”的基础上，又加征“津贴银”，将正税翻了一番。至同治三年（1864年），因“军需过巨”，又加征79％的“捐输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又将战争赔款、铁路借款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中方赔款摊派各地，称做“新捐输”。
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将“条粮”定为正税，其余“津贴”、“捐输”等均加保留，改称副税，火耗改称“征解费”。1914年，在国家正、副税之上，又加征地方附加税。附加税名为用于地方教育、团务、建设、慈善、公益等费用，实为贪官污吏囊中之物，任其挥霍浪费，贪污侵吞。
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附加税已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1934年有人作过统计，全国25个省田赋附加税的种类竟有673种之多，仅江苏一省即有47种。至于附加的数额更是骇人听闻，据1931年2月12日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倍者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
在四川省，因地方军阀形成各霸一方的封建割据，军阀专权，横征暴敛，更是为所欲为。时而月捐，时而借垫，时而预征。
月捐
“月捐”就是大小军阀驻扎在境内的部队责令地方政府按月向其捐输钱、粮，以资军需。如1926年，军阀范绍增师分驻垫江县各地，每月筹捐6、7万元。初时按人摊缴，继则依地派捐。范军的军需处长负责筹集伙饷，他以师部的名义，经常召集垫江东、南、北三里的总团、保正、甲长等开会，说什么范军驻防垫江，是为垫江人民防匪、防盗，保护人民安居乐业，全师官兵的生活费当然要由垫江人民负担。每月全师伙饷若干，由师部规定出来，保甲人员要提前3个月催收，提前1个月缴到本部。按月如数缴清者有赏，完不成任务者受惩。师部把每月伙饷数字逐级下达，并层层加码，挨家挨户征收（恶霸和富贵人家不出任何捐款），如稍有怠慢和一时无法缴纳的人，就要受到催丁的打骂和追逼。
借垫
“借垫”，就是军阀因某种情况临时需用巨额款项时，便要县内代为“垫支”。由于保甲人员自己亏空太大，而民穷财尽无法靠常规的苛捐杂税来征筹时，还采取“拉抬垫”的办法来弥补不足或填满腰包。“拉抬垫”就是把人先抓来关押起，要他们“抬垫”若干元。有钱缴纳的，可以取保释放，不愿或无法缴纳的，常被关、打、逼死。因“拉抬垫”而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3）
预征到公元22世纪
至于“预征”，就是提前征收田赋。中国历代政府对土地所征收的税，皆为一年一征，而国民党政府则改为半年一征。一年两征不足为用，还常常提前征收。到军阀专权时，“预征”实为加征，仅借“预征”之名，而行勒索之实。军阀摊派推行的“预征”，征过之后便不算数，到正式纳赋时还得照旧缴纳。“预征不抵粮税”，其意就在于此。
在四川省，梓桐的田赋在1926年已经预征到1957年；温郸9县的田赋在1931年已经预征到1961年。至于驻川各军在其“防区”（即军阀割据之地）预征田赋更是“次无定限”、“时无定期”。贪得无厌的军阀是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他们所遵守的唯一原则是“量出为入”，竭泽而渔。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1935年竟已预征田赋到1978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在1935年甚至已预征田赋到1991年。更有离奇的是，湖南省慈利县1931年的田赋已经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这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除了自己一代以外，有的竟要提前替儿子一代、孙子一代乃至玄孙一代甚至是22世纪的第8、第9代后人，向反动政府交捐纳税。
同时，临时加征的地方军费开支又成为固定款项，且名目日益繁多。如垫江县就有安川费、剿赤费、短期公债、田赋公债、军米款、临时军费等，纷至沓来，此款未清，彼款又至。乡民日日忙交款，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在重赋之下，地主富绅多想法逃脱，漏减，而一般的自耕农根本承受不了，纷纷卖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三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粮食征购”、“粮食征借”合称“三征”。所谓“田赋征实”，就是硬性规定田赋征收实物；所谓“粮食征购”，就是以大大低于市价的“官价”强向农民征购粮食；所谓“粮食征借”，即是强行向农民“借粮”，实际上是借而不还，变相抢劫。“三征”是抗战时期的特殊政策，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继续实行“三征”。从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向人民掠夺了2亿市担左右的粮食，约占1947年粮食总收成的29％。江西省的峡江县几经日伪的窜扰，人口只剩下3万多了，而1946年的征购军粮数字却分配到10万石之多，平均计算起来，每人（包括吃奶的婴儿在内）竟要纳粮3石多。人民连饭都没得吃，哪里缴得出这么多粮食呢？以致逼得江西省粮食处长程某也只好投河自杀。粮食处长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壮丁费”等。
杂税
在乡村集市，杂税名目更为繁多，正式的有契税、肉税、盐税、榷税（专卖税）、油税、烟酒牌照税、邮包税、印花税、春帖捐、活猪厘、纸捐、染捐、烟秤税、烟土税等等。有的税、捐之中，又分国家正税、地方附加税（如摊派的党费、教育费、建设费、司法费、财委会费、工厂费、教农工会费、指委会费、图书馆费、救济院费、商会费等）。地方附加税由各地方机构层层剥皮，任意揩油，实际征收数常常比国家正税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又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土地改良税、交易税、猪肠捐、斗息税、秤息捐、肥肠捐、特税捐、油捐、旅店捐、保甲捐、庙会捐、油榨牌照税、灯草营业税、山租等几十种税捐，真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俗称国民党税多，由此可见一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4）
通货膨胀
另外，国民党政府又都通过发行公债，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来制造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这实际上也是变相的苛捐杂税，它使物价扶摇直上，老百姓的口袋越来越空。这种情况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后期已达万分惊人的程度。据统计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下面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2头牛，1945年就只能买2个鸡蛋了，1946年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947年买一个煤球，1948年买五百万分之一两大米，1949年买五十万万分之一两大米，也就是说，半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骄奢淫逸
地主阶级靠着残酷的封建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农民却一贫如洗，被剥得精光。地主住的是深宅大院，高楼广厦，而许多农民却是栖身岩洞、破庙、树下、桥脚。地主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而有许多农民不分寒暑，仅有一条手巾、一块破布*。吃的更不必说，所谓“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毫无夸张之处。有一些中、小地主，为了进一步“发家”，拚命聚财，特别吝啬，这是地主阶级贪婪本性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所谓节俭持家。
刘文彩那样的大恶霸地主自不必说，其他的大地主哪个又不是骄奢淫逸。
浙江武义县童芦村恶霸地主童雄梓，吃的饭，是上等精白米；吃的菜，除鸡鸭鱼肉以外，还要吃最先上市的时令菜。每餐吃喝，至少8菜1汤，一天伙食费，就要300多斤稻谷。吃得稍不如意，还要打人、骂人。富阳县凤仪山村大地主马承发，家内专门造了餐厅、酒房和烧各种荤素菜的灶房，鲜鱼鲜肉、腌鸡腊鸭、桂圆荔枝、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马承发自己还把人参磨成粉，当炒米粉吃；他母亲用人参汤当茶喝。很多地主还成天睡在烟榻上，抽鸦片，吸白粉。
说到睡，大地主们睡的是“千工床”、“万工床”。临安“活阎王”邵展成专门叫人为他的第三个老婆做的“千工床”，共有三进：头进可以叉麻将、推牌九，二进是浴室，第三进才是红漆镀金的眠床。
大地主马承发的庄园，占地50亩。庄园四周的围墙，打得严严实实。八字台门，好象一张血盆大口。三座宫殿式的大屋，有花厅、堂楼、书房、卧室、佛堂山和四座吞吃佃户们血汗的大仓库。围墙里面，还有前花园、后花园。这些高楼大屋是花了10多年时间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