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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己翻了身，忘了群众”的错误思想，从而下决心要彻底减租减息，为群众解决困难。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接着就是分头下去发动群众，进行个别访贫问苦，召开“谈痛苦会”、“算帐会”、“租佃会”等各种会议。在谈话和开会时，干部首先检查自己对群众的痛痒不够关心的错误，同时引导农民都来“腾肚子”，“倒苦水”，找穷根，引导群众来算帐——算算为什么会穷？算算几年来按照政府法令向地主多交了多少租息？特别是把减了租息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未减租息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加以比较，算算对比帐。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4）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由佃户当面揭露顽固地主抗拒政府法令、破坏减租减息的不法行为，把他们的百般花样、万端欺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打落其威风。最后是处理问题，进行退租退息，翻地换约。
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查减”运动中还开展了反恶霸、反贪污、算旧账、清查“黑地”（即隐瞒不交纳田赋公粮的土地）的农民群众斗争。这场斗争的兴起，势如破竹，汹涌澎湃，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斗争果实大部分都分配给贫苦农民，特别是那些既不是佃户，又不是雇工的赤贫农民，使他们从长期的赤贫地位中解脱出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据《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3日报道，山东胶东地区栖东县7个区295个村，经过反恶霸斗争夺回现金20700元，土地3315亩及油房1处，反贪污索回22900元，粮食11300斤，反资敌、资匪索回24630元，查出国民党土顽部队匿藏物资近百万元。
据晋绥边区14个县不完全统计，1944年农民在斗争中，共获得土地6455235亩。山东文登县农民在1945年上半年在斗争中获得土地5万余亩，占全县土地总数的10％。
查减运动全面深入的展开，使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绩，使农民身受的封建剥削大为减轻，从而充分调动了他们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4、《五四指示》的发布
毛泽东的打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设一个和平*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的打算是：“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基本上是赞成这样做的。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却使减租减息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明知国民党没有和平诚意的情况下，依然派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促成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签定停战协议。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利用和谈为幌子，不断调兵遣将，为全面内战做准备。在当时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必须考虑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国民党反动派尚未公开彻底撕毁政协决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仍以实际行动履行决议的有关规定，只在决议允许的范围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正如《解放日报》1946年1月1日社论所指出，“减租是全中国都要实行的要政，解放区应当成为全国减租运动的中坚与模范”。1945年11月7日，*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阐明“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还不是没收土地”。
*面临的重大问题
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和国民党相比，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依然没有改变。到1946年7月，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之比约：1。国民党统治着全国约76％的面积、3．39亿人口，还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处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其160万的正规军调集内战前线，全面完成了内战部署。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占优势的蒋介石狂妄叫嚣，要在3个月内摧毁解放区。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5）
在全面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动员广大解放区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支持革命战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解放区的农民迫切希望得到土地。他们要求突破减租减息所规定的具体政策，直接分配土地。这种情况的出现，其直接原因是1945年春季反攻以后解放的广大新解放区在除奸反霸斗争中收回了一批土地。新区几年来土地关系变动中又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需要调整。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减租减息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土地政策，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干部群众便要求突破它，以便更直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即使是经过多年减租减息的老解放区，虽然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它仍然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和革命积极性的发挥，农民仍普遍要求合理解决土地问题。
反奸、控诉、清算
在新解放区内，结合减租减息，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控诉、清算等多项群众运动。很多农民在运动中突破了减租减息的限制，获得了土地。
首先是没收和分配日寇、汉奸的土地。在新解放的地区，*政府根据农民的要求，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所霸占的土地都予以没收，无代价地分配给农民耕种。
如*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规定“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此后，东北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分配敌伪土地的运动。各级党和政府派往各村、屯的工作队，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通过农民自治会等群众组织，对土地、人口、缺地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开展群众评议。在分配时以人口为分地的主要标准，照顾劳动力和贫苦程度，将敌伪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部分没有敌伪土地的村屯，与敌伪地多的村屯进行了土地调剂或移民。一般军属、烈属和贫苦农民都得到了较好的土地。在东北的嫩江省，仅没收由日寇移民组织的“开拓团”及东北汉奸组织的“满拓团”的土地就达3825152垧；绥宁省（牡丹江）的宁安县则没收了敌伪占有的67407垧土地分配给农民，得地的农民共有112001人，平均每人分得土地亩。
在华中，苏皖边区的七分区（包括泗县、泗宿、泗阳、邳阳等县），没收汉奸的土地共有7万亩。
在山西的宁武县，没收大汉奸的土地万余亩，房院2500余间，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和居住。
另据承德、隆化、围场、滦平、平泉、丰宁等6县的不完全统计，农民在1946年5月间已从大汉奸及恶霸的手中获得了85000亩的土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清算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
所谓清算，就是在敌伪时期受尽压榨凌辱的农民起来向汉奸和地主阶级算帐，具体地说主要是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等三个方面。清算租息，是指地主在正租以外对农民的额外剥削、在敌伪时期所加的地租以及通过高利贷盘剥从农民手中夺去的财产等。清算霸占，是指汉奸、豪绅、地主在敌占时期依仗反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中强行掠夺去的土地财产。清算负担，是指敌伪时期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无理负担（苛捐杂税、各色摊派、劳役等，有许多是地主转嫁给农民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6）
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各个老解放区都抽调大批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参加这场斗争。各地从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入手，控诉他们的罪恶，清算奸伪*凌辱，清算奸霸贪污霸占，清算地主转嫁的敌伪负担，清算黑地等。由于那些汉奸恶霸地主多年的为害早已超越一乡一村的范围，所以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声势浩大，是一场村与村联合、城乡联合、各阶层联合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华中解放区在1946年初1个半月中就有40万群众参加斗争。仅江苏省淮安市就有3万群众控诉公审两名大汉奸。热河省承德市万人控诉32名作恶多端的汉奸。河北省武安县（当时属太行区）城内一批大的汉奸地主，曾借助日寇将战前收租的18斤斗改为24斤斗，加重盘剥，转嫁负担，1942年增加土地1000余亩，迫使六七千户农民流离失所。这次武安召开的诉苦大会，3000余人联合对地主清算。晋察冀区的大同县125村联合进行反奸斗争。
经过这样一算帐，就构成了地主对农民的一大笔负欠，除了付一些现款外，大多得靠出卖土地来清偿（或直接以土地来偿）。这样，农民就从地主手里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在大多情况下又取得了地主书写的契约）。
另外，有些农民还通过向地主购买、地主无偿转让等途径获得了土地。
与孔府说理
在反奸清算中，新解放区还在继续减租减息的基础上，组织佃农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佃户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如山东曲阜县大地主孔府的万余佃户世代受剥削，减租运动中佃户们想与孔府作个总的清算。但经过上级农会和政府反复说明政策，佃户要求只依法退回1945年的租粮。1946年3月25日，10000名佃户按村编队，进城说理。他们高呼：“只有减租减息，才能提高生产，交租交息才更有保证。”他们向孔府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百户（孔府任命的佃户管理者）”，“禁止奉卫丁（孔府自己设立的类似于警察的机构）打人骂人”等13条要求，并事先派人通知孔府。
当代表们说明来意后，孔子后代孔令煜甚表同情，派代表答复：“大家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孔府不合世界潮流的地方，必定快改”。经佃户和孔府双方谈妥，即共同去县政府立约签字。事后孔令煜一再向众人表示：“万人行动井然有序，实前所未见闻者。”曲阜的知识界也反映：“共产党和农民并不抹煞历史，既减租又无损于圣人。”
对形势的不同认识
面对着急风暴雨式的农民土地斗争，社会各阶层有各种反应。地主、恶霸进行疯狂的反抗，他们暗杀农会干部，在干群之间、群众内部挑拨离间，破坏土地斗争和果实的分配。他们不仅在农村散布变天谣言，欺骗、恫吓农民，而且跑到城镇中制造舆论，诬蔑农*动是“杀人放火”，“无法无天”。
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听了地主的话也恐慌起来，也说农民“弄得一塌糊涂”。
对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党内也产生了不同认识。大部分亲自领导或经历农民土地斗争锻炼、了解农民要求的干部表示赞同农民取得土地，希望中央按照实际情况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一部分干部在抗战胜利以后盲目乐观，对内战的形势估计不足，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他们拘泥于1942年的减租政策，不敢触动地主的土地。也有部分干部只看到农*动中出现了侵犯中农，果实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之下是可以纠正的，他们轻信所谓农民“搞错了”，“搞槽了”的论调，认为应退到1942年减租政策所允许的范周之内。还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没有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害怕和憎恨农民的斗争，也故意夸大群众运动中的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17）
在这种情形之，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方针，不坚决支持农民起来夺取土地革命行动，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迅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有可能造成根据地的混乱。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恶化，内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也需要党及时改变土地政策，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付严峻的局面。
“五四指示”
为了制定新的土地政策，*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1946年5月4日，会议在延安召开，由刘少奇主持，参加的有毛泽东、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康生等中央领导，还有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