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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46年10月底，东北500万无地或少地农民已获得2600万亩土地。
淮安县鹅钱乡经验：中间不动两头平
在大部分解放区，对于汉奸和恶霸地主以外的一般地主的土地，继续通过清算方式收归农民所有的。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负担、清算霸占吞蚀和*污辱等种种方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名义下，转移、折算或出卖到农民手里。
据冀中区21个县市2889个村庄的统计，经过清算斗争，农民共获得827953亩土地，其中因地主进行租佃剥削而直接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占9．43％，因地主霸占土地、隐瞒黑地、转嫁负担、充当汉奸等种种巧取豪夺而收归农民的土地占76．78％，因原属公地、庙地、学田、族田等分配给农民的占13．79％。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1）
在山东解放区的莒县招贤镇有6个大地主，历来残酷盘剥群众。日军占领期间，其中两家与日本人勾结，共押下黑地银子56两，由全镇贫农、中农、富农给他们包纳了多年。各个大地主都有各种极残酷的额外剥削和高利贷剥削，以及打人、骂人甚至打死人等罪恶。在清算时，全镇539户中304户（包括11户富农）参加了斗争，经过算账，群众损失总折价5000万元。在群众大会上，地主低头表示愿意赔偿，但是其全部财产，仅抵群众损失的20％。为了照顾其生活，群众作了让步，最后清算出土地1577．7亩，房宅50处，场地8亩，菜园30亩，浮财折价43万元。
在华中解放区，华中分局于1946年5月中旬派出工作组，以分局*部副部长李坚真为组长，在淮安县鹅钱乡进行土改工作试验。在邓子恢的指导下，创造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新鲜经验，及时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和右的偏向。所谓“中间不动两头平”，即坚决不动中农的土地，只将地主所有土地、富农出租、佃进的土地拿来与雇、贫农均分。邓子恢亲自总结了鹅钱乡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并在华中解放区加以普遍推广，还把这个经验上报中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和肯定。后来在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在淮安鹅钱乡最先实行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政策被中央肯定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
陕甘宁区：征购地主土地
陕甘宁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老根据地，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地区经历过土地革命和1940年、1946年两次“归地”斗争，地主、旧富农已基本被消灭；另一半地区经过抗日战争以来多次减租减息，地主、旧富农亦被削弱，其中一部分是多年在边区政府领导下的开明士绅，全区在抗日战争中未曾被日寇占领，不存在反奸问题；它又是*中央所在地，对全国有较大影响。由于以上特点，陕甘宁区决定土改采用孙中山早年提出来的征购的办法，以缓和、稳妥的方式，实行耕者有其田。1946年9月底，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议试行土地公债，获得委员、议员的赞同，政府于12月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继之绥德、陇东、三边、关中、延属几个分区派出了大批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未分配过土地的村庄开展征购工作。
征购开始以后，出现了两个问题：有的村庄承购土地时以原耕为基础，除原来的佃户外，多数农民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部分村庄冷冷清清，例行公事，不发动群众，农民把征购中得到的土地看做政府的恩赐，仍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地主被征购后威风不倒，农民对征购的土地有无保证缺乏信心。针对这些问题，*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结推广了绥德县贺家石村和庆阳县王家塬乡的经验。它们的作法是：在征购前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诉苦清算斗争，使农民认识土改的正义性并看到自己的力量，打垮地主的气焰，之后将征购地主土地的各项重要问题发动群众讨论，如地主的土地买多少、留多少，地价订多少等等，然后才实行征购，由农民分配、丈地、拨地；地主写约，转移地权，使所有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获得土地。这些作法，使征购不仅仅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成为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在此基础上西北局指示：“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上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则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这样，征购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孙中山当初的设想有了较大发展。征购同群众性的清算斗争相结合，以公债购买的仅占地主土地的极小部分，公债征购的意义主要是发动群众。其结果不仅仅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是农村中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革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2）
到1947年1月，陕甘宁区仅试行征购的5个乡农民已承购到2．6万亩土地，边区的各个分区都开展了征购工作。但是，1947年3月，国民党发动了对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陕甘宁区军民全力以赴于自卫战争之中，土地改革被迫暂停。当年年底，战争转入反攻以后，这里和其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因为不需要再考虑什么影响，便都停止了征购，都采取了没收平分的作法。
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的主动献田
土地改革运动初期，还有一部分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主动献田，将一部分或大部分土地交给*政府分配给农民。这里面有些人在抗战中参加革命，已经是党和抗日*政府的干部。
1946年7月下旬，时任晋察冀解放区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的阮慕韩（*党员），协同叔父在其老家怀来县柴沟堡召集群众大会，当场宣布除留少部分自耕地外，愿将全部土地3200亩无代价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晋察冀中央局为此致函阮慕韩予以奖贺。继阮慕韩献田之后，宣化县县长李锋，也将祖田130余亩献出。宣化县一区区委书记冷天贵亦献田54亩。
苏北名绅、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邹鲁山，自动献出110亩土地，分给无地贫民，仅留20亩作为家庭生活必需。淮宝县县长万立谷献田20亩，县委宣传干事佟陇余献田80亩，县仓库负责人高慈航献田100亩，南宁区区长万寿康献田2000亩。
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陈荫南也将其土地1135亩交给农会，分赠少地无地农民耕种。他在赠送土地时致函称：“我在边区工作与广大农民同胞相处八年，得一深刻认识：言抗日必须靠农民，言建国亦须靠农民，广大农民为我国革命之基本动力……应使无地或少地之农民获得土地，加紧生产，提高生产力与进一步提高生产情绪。”对陈荫南献田之举，华中《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予以称赞，认为“这是解放区的光荣”。
据1946年9月7日《东北日报》报道：“继安东省副主席刘澜波之后，副主席吕其恩、实业厅长李大璋二氏说服家庭，献出祖田。李厅长于4月间即说服家庭献出220亩，7月又献出360亩。李厅长家有十几口人，不足700亩祖产，剩余几十亩由患肺病的一个残疾弟弟经营。”吕其恩全家12口人，只留下48亩地，其余的110亩良田全部献给县政府和县农会，以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
9月10日，《东北日报》又报道说：“（安东）凤城城厢区的开明地主士绅，纷纷献田，拥护政协‘耕者有其田’决议。截至8月27日，十天间献田的地主，计有省行政委员蔡贡之、省参议员鄂禹忱、县行政委员赫文博、翰墨村军属伊聚五及王贯一、佟关氏等40人，共献田20300亩零1分，另外献出房屋291间半，献田最多的为王贯一，计旱田1021亩，山地、山林、山场4968亩5分。”
另外，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安旗庭、晋绥边区副议长刘少白等，都献出了家中的土地。在各地党政军干部中，也有不少地主出身的人说服家庭献出土地。到1946年8月底，各解放区开明士绅等献地33200余亩。
在开明士绅纷纷献地的时候，一部分地区的干部思想麻痹，在农村中普遍提倡地主献地，而不注意群众的发动，致使在部分群众发动不充分的农村，有些地主钻了空子。他们为缓和斗争火力，保留与隐瞒更多的土地，而献出少量坏地、远地。有些地主不将土地献给农会，而是献给私人或外地的政府机关，制造矛盾。如吉林省有的地主将土地献给城市的工会组织，个别工会接受了献地并下乡收租，引起工农间的纠纷。更为有害的是，当群众未觉悟时，献田容易模糊了阶级界限，不便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将其土地完全清算出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3）
针对这种情况，各地明确规定了献田的范围和时间。在群众斗争未发动以前，一般拒绝接受献地，群众斗争发动以后，也仅接受抗日军人和抗日干部家属、开明士绅的献田。献田要和清算统一起来，地主献了田，农民也要算细账、吐苦水、追穷根，使农民认识地主的田本应归还农民，农村的主人翁是农民不是地主。
一手拿枪，一手分田
自《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各解放区都轰轰烈地进行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本上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运动中现了极为高昂的热情。即使在边沿区，农民也创造出许多办来进行清算斗争。
据1946年12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解放区农民们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同时坚持游战争与土地改革的方针。如苏中南通某乡农民手执武器，坚打击下乡抢掠的“还乡团”，同时掀起了三天三夜的清算动，全部农民得到了土地。
苏中一分区某县农民开会清算土地时，突遭蒋军袭击，他们即以一部分人配合有名的郭海波游击队对蒋军展开战斗，另外的人仍坚持开会，完成了清算的工作。他们创造了一面打游击，一面在高粱地里算帐；白天打游击，夜里算帐；轮流担任战争勤务，轮流算帐；男人参战，女人算帐等等办法。晋冀鲁豫赞皇县东坛山村的农民，入夜由翻身队和民兵担任警戒，同时展开土地改革。
山东高密县柏城区的群众先把老小家属搬往后方的亲友家里，自己则在炮声隆隆中进行清算斗争。
在形式多样的群众斗争面前，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许多地方被迅速摧毁。到1946年底，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
5、《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
毛泽东、刘少奇在枣林沟会合
《五四指示》发出一个多月，蒋介石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国内形势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展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尤其是很多地方，由于政策不彻底和组织不到位，土改工作没有深入开展，很多农民没有获得土地，或者获得很少、很贫瘠的土地。为了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土改问题，1947年1月，*中央作出决定，在这年5月4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改中的各种问题。1月10日，*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要求他们各派一名代表，在5月4日前赶到延安。但是，到了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人，向延安大举进攻。刘少奇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先行离开延安。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撤离延安。这样，在延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已不可能。*中央随即电告各地：“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时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3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在陕北清涧县北部枣林沟会合，并于当晚召开*中央会议，决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地区。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央的领导机构作了适当的变动和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和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董必武等人为常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24）
刘少奇在战争缝隙里调研
1947年3月31日，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来到晋绥边区的临县。刘少奇在晋绥边区停留了20多天，在战争的缝隙里，对晋绥边区土地改革情况进行了调研，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刘少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