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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搜集来的劳工们，用日本的运煤船送到下关。到达下关以后，计划变更，他们又被运到煤矿，听说在那里被残酷地役使。 虽说是公司命令的差遣，可是至今想起这事，我的胸口仍然作痛。 长谷场季人 75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哈尔滨，只有一个人到场的同学会
“梦境一般的哈尔滨，我的第二故乡。松花江静静流淌。白俄成群结队在夏天的太阳岛上渡假。街道两旁排列着西欧风格的房子，石头铺成大路。鲜花盛开。冬天则是一片冻土的世界，寒气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水晶宫，江面水面都是冰，人们乘雪橇往来。冬天是这样寒冷，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校园形成的天然溜冰场尽情地溜冰，非常高兴。” 结婚十七年来，我无数次一边看照片，一边听我丈夫这样回忆。对于我来说，哈尔滨是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城市，而我们将在我丈夫退休以后一起到那里去旅行。没想到去年夏天，有幸得到全家访问哈尔滨的机会。我丈夫操着回国以来从来也没用过的中国话，象以前一样和市民交谈，他四十年来的心愿终于应验了。我们查看地图，找到了我丈夫当年就读的小学。校方一片好意，给我们打开门，让我们参观校舍。校名已经变成“马家沟小学”，但那建筑是我在照片上看熟了的，一点也不错。我丈夫站在当年的老地方，让上高中的长子给他拍照留念，他小声嘟喃着：“这个同学会只来了我一个人！” 白梅国民学校五年级二组，是真实的存在吗？那张照片上的老师和同学们，后来都走上了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 我们找到了我丈夫的旧居。旧居已经一分为二，给两个家庭居住，门厅也被分成两半。从外面回来的一位美丽的女士，可能是住户吧，看到突然出现外国人，好象有些吃惊。她好象明白了我丈夫连说带比划的解释，一边点头微笑，一面说“进来看看吧？”。我丈夫谢绝说：“非常感谢，不过还是不进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附近住家的中国人陆续从家门走出来张望。他们向我们说“再见”，挥手送行。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天色还没有暗下来。 城市开发急速进行，我们的背后就有一组完工的塔楼。我丈夫的旧居不知什么时候肯定也会拆除。我们再一次回过头去，凝视旧居。 大野由美子 43岁 家庭主妇 名古屋市
禁止报道初雪的日本军队
昭和18年底，我在满州国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市做《满州日报》佳木斯分社记者。除了重大新闻向《满州日报》全国版供稿外，我的主要工作是给《三江日日新闻》写报道。 一天早上，我正要出去采访时，沟口分社长被军方叫去，社里一片骚动。据说原因是我写的关于初雪的报道。那时报道管制森严，对军方稍有反抗立时就会被停刊。可是连初雪的报道也禁止发表，也太厉害了，简直是杀气腾腾嘛。 一向不服软的分社长，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军方说，可能让苏联了解北满气象的新闻报道，一律禁止。怎么争取也没用。” 国境线上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冬季冰冻，用雪橇可以自由出入。对这一气象情况，苏联不会幼稚到要看日本的报纸才知道吧。我又是生气，又是吃惊——日本军队竟有如此超乎想象的弱点。 也许因为这件事，不久，作为“日苏战争报道班主力”的我，收到征兵令，被送到冲绳前线去了。 本昌太郎 66岁 作家 东京
战争的礼物
我在终战前夕成了战争孤儿，对我来说，战争必受诅咒。我的父亲是职业军人，我几乎从来没有和他共同生活过，对于父爱，我没有什么感受。只是每当升学、就业、结婚这些人生的大关口时，就体会到没有父亲的不幸。不过，最近我的看法多少有些变化。 单身母亲家庭的确有缺陷，祖母和母亲一心想的就是让孩子们活下去，对我采取了极少压抑的自由的养育方式。在急速转型的民主社会中感到迷茫，每天忙于生活，所以不能保持足够的礼仪，我也许是有这个毛病。但是，在失意中，能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依自己的意志行动。如果严父在世，恐怕必得要求自己的女儿要“有点女人的样子”，成为没有自己的主张的女性。 年过七十的母亲一边照顾卧床的祖母，一面照看店里的生意。因为失去丈夫，母亲成为独立生活的女性，到老都不依赖别人生活，而我凡事自己作主。也许这就是战争意外的礼物吧。 广重清子 44岁 主妇 山口市
我想到北京去
我们的祖父于昭和25年在北京去世。时隔36年，我们终于得知祖父的遗骨被收藏在北京的观音寺中。祖母乍闻喜讯，血压升高，不得不卧床休息，但说想立刻就去迎回骨灰。但是，祖母已经不能独自行动，让我代她去，所以我尽快学习中国话，好向中国的人们致谢，感谢他们长年守护祖父的骨灰。 在中国内战时，祖母突然当上女军医。那时祖母正怀着我的父亲，临产时，她坐在无脚椅子里，周围放着应急物品，一直等到天黑，生产一直持续到夜里。那时刚发生过火灾，没东西吃，父亲从空空如也的肚子里生下来，营养失调，到现在还是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找不到固定的工作。 祖父名叫岩村元始郎。在北京住了大约十年。终战以前，因为精通中国话，离开他工作的华北新报社，作了随军服务人员。在东京的时候，祖父当过女校的老师，也许他教过的孩子还记得他。 我就是打工也要筹到钱到北京去。 岩村燕士 12岁 小学生 横浜市
领取遗骨的伤心之旅
一期检阅结束以后，在一个营房里同起同卧的士兵伙伴们，在早春的一天出征到大陆去了。我申请候补干部，留在功劳室服役，奉命去领取遗骨。从拘谨的兵营生活中解放出来，到神户港去作公务旅行，真是意外之喜。更何况神户还是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但是，这次旅行却是一次伤心之旅。 客轮静静泊在栈桥，堆满在大陆各地战死者的遗骨。他们无言地回到思念中的祖国。停泊在港口的其他船只汽笛齐鸣，致以哀思。这真是悲伤的一刻。 列车到达滋贺县外时，已是深夜。阵亡士兵家属接到村里兵役负责人的通知，集中到最近的火车站，含泪等待见面的那一刻。戴防毒面具和手套的士兵把吊在胸前、用白布包裹的遗骨盒小心地从车窗中递出去。遗属扑过来，年迈的双亲、怀抱婴儿手牵幼子的年轻妻子抱头痛哭，他们泪水涟涟地哭喊：“孩子，这就是你们的父亲。”“明天我也要随你去了”。我们这些护送遗骨的士兵只能在车窗前无语肃立。 这是日中战争开始的第三年，昭和14年初夏，我在敦贺步兵第十九连队服役时的回忆。 木村文雄 72岁 退休职员 千叶市 。。
伫立在暴风雪中
昭和18年1月的一天，暴风雪中，距离五六米远就看不清楚。我好久不出门，这天来到了齐齐哈尔的街道上。我这个新兵穿得厚礅礅的，象个石头佛像似的，天气虽冷也不觉得。但是，这座北满第一城的街道上行人稀少。 狂风卷起的雪花中，伫立着男女二人。我马上就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我们匆匆地游览街市，提早回来时，他们还站立在原地。仔细看了看他们的服装，我不由得睁大双眼。男子瘦瘦的，没戴帽子，只穿着夏天穿的外套。女人挺着大肚子，衣服单薄得看上去风也吹得破的，披着夏天用的披肩。我们穿得衣服差得这么远，我不禁叫出声来。他们是开拓团的人，正在等公共汽车。 据说满蒙开拓团员满蒙开拓团：日本组织国内贫民，集体移民中国东北、内蒙，从事农业开发。开拓团由殖民机构资助，到东北内蒙后按照团的编制定居，土地多从中国农民手中强征强买。是在欢呼声中来到广阔天地挥动铁锹建设新生活的。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开拓团员，却让我哑口无言。如果在酷寒的冬天战败，这些人不是全都得弃尸在荒野中吗？这些人在国内就是势力最弱的一群。过去，我们曾经以内外经济交困为口实而发动战争。现在，则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暗中希望战争来到的人们。这些人，没有在战争中悲惨的亲身经历，目光短浅昏聩，真可说是前辈子造孽、这辈子托生成了愚牛笨瓜。 NFDA9泽金治 66岁 公司职员 秋田市
人民的审判与教师们
征服人有“糖果”和“鞭子”两种办法。我终于领悟到，我起的就是“糖果”的作用。我生长在满州，不可能分辨出被“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种种美丽言辞精心包装的满州国的本质。正象日本剥夺了朝鲜和台湾的母语，日语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语”在满州国被大力推广。我为之奉献青春的工作，就是教中国女学生学日语。纯真的学生们学习认真，对我也很信赖。 昭和20年，在日满一体的名义下，发动了“辛勤劳动动员”。每天饿着肚子踩缝纫机。我有气无力地鼓励学生们工作，其实自己只想哭一场。中国人中间悄悄地传说日本打败了，有的学生借口生病退学回乡了。然后，8月15日到来了。一片混乱中，哈尔滨被中共的军队接管。一天，突然听说两名以前共过事的教师被捕了。当时有所谓“人民的审判”——就是学生们一边喊出教师的罪状一边用石头砸。他们两个让“人民的审判”吓得要死，飞跑着去求救，但这有什么用呢，最终还是被枪毙了。其他学校也有几个教师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们忠于国家方针而热心地去工作，结果得到“残酷使役”、“歧视”等罪名，成了中国民众长期积聚的怒火的牺牲品。我没有被抓，但这是否因为女学生们对我还有一点爱呢？我对此并无自信。 去年我访问了中国，有几个当年的学生用很好的日语给我写信。我希望语言以和平的方式教授和学习，然后用于沟通人类的心灵。 小野三千代 65岁 主妇 三重县
在古城晋州目睹的流泪的日子
我在韩国南部的古城晋州渡过了少年时代，直到终战。那时光有时如梦境一般美好，后来，随着战争激化，却变成了让人流泪哭泣的日子。 一天下午，我的母亲一边换衣服，一边哭泣。母亲说，我同年级的吉松，父亲就要上战场，吉松抱住父亲，哭泣着不肯放开。“太可怜了，真看不下去。” 在小学任职的M老师，听说是内务班内务班：日本军队平时宿营时，每间宿舍数十人为一个内务班，由伍长或军曹任班长，管理士兵日常生活。许多残酷虐待士兵的现象发生在内务班。的老兵。他殴打我们的年级长和田君，只不过因为和田敬礼的时候身体没站直。一次又一次纠正，和田君老也站不直，他就一遍一遍打下去。每天坐火车上学的东谷，有时因火车误点而迟到，M老师不由分说就把东谷打倒在地。 战争越来越激烈，M老师也上战场了。学校里只剩下女老师。住在附近的山田先生的哥哥当神风特攻队员战死了。女教师夸奖说：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了。 吉松的父亲也战死了。吉松满眼含泪被送回内地。 苏联参战了，从元山登陆，步步南下。母亲拿出一个小瓶说，等苏联军队来了，就和姐姐吃毒药自杀。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母亲和姐姐必须死，只有默默地悲伤。 大庭达郎 53岁 职员 町田市
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实际情况
昭和13年，我作为关东军防疫部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的随军服务人员，随部队前往哈尔滨。那是秋天，我十八岁。第二年，昭和14年年初到初夏一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学时代的朋友，被送回后方哈尔滨的医院，他们原来是从东京附近加入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我立刻去探视，他们说，义勇军的实际情况与内地宣传的不一样，让人没法不失望。 分配给义勇军和开拓团的土地，不光是未开垦的土地，还包括强制收买的当地农民的耕地。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被称为“匪”“贼”的武装组织。 14年5月发生的诺门坎事件，以达成停战协议而平息。日军在这次事件中惨败，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会谈论“苏联军队很可怕。” 这年初冬，故乡千叶县栗源町的朋友来信说，我们小学时代的恩师T老师，热心地劝诱他教的小孩们应募参加义勇军。我于是给T老师写信说：“从住院的S、T两同学所说的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事情看来，将来日苏两国发生全面战争时，关东军可能会受重创而败北。当局势土崩瓦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