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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一般人谈说蔡将军“逛窑子”的时候，松坡先生却利用这良好的烟幕逃出虎口，由北京到天津，这时正是十一月底。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于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后继续说：“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之职以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蔡戴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不能尽如前策，然大端则如所预定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戴君则径往香港，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任公之言如此，同时松坡先生为任公《盾鼻集》作序文中亦有提及。
综合这两则当事人的原始记载，可见松坡先生决定讨袁时的一切计划和他基本的态度，“决不为个人的权利”，真是伟大精神的表现，因此，当先生到达云南以后，一般军人都拥护他作大元帅，并且有人主张要唐继尧（原为松坡干部，继松坡任滇督当时仍在任）出征，拥松坡任都督的，但松坡先生本着他的基本态度，郑重表示愿居唐之下，自任出发讨袁，在这军事会议席上更慷慨表示：“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者乃四万万同胞的人格！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说话时声泪俱下，诸将都被他真诚的表现所感动，因此一致拥护他的主张，依照他的意见仍推举唐继尧任滇省都督。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电袁警告促其取消帝制，袁不应，二十五日云南遂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出发讨袁了——松坡先生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先生任第二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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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与松坡先生在天津原计拟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因此，松坡先生到滇后就命令前队于二十三日出发入川，出发后二十日然后发表独立宣言，但当时启超在沪忽闻袁氏在外交方面已得有支持，深恐形势不利，因急电促蔡提早宣布——这一时间表的变动，遂种下从此松坡先生苦斗致病的原因：当时先生率领出发的军队不过三千一百三十人，所带饷糈也不敷两月之用，而袁氏则以四万雄师用三面包围法对付护国军；但松坡先生有的是坚强的决心，不顾强弱悬殊地努力前进；民国五年一月二十日护国军攻克叙府，复遣第一军右翼司令戴戡于二十四日到达贵阳，促成贵州的独立。二月六日，护国军又进捷泸州，湘西晃县麻阳亦下。袁世凯原来以为滇军“小丑跳梁”，是不足为患的，现在情势如此，也不禁慌张起来；二月二十三日下令缓办帝制，裁撤大典筹备处，想藉此缓和局势，并以松懈护国军的军心；同时更以高官厚爵金钱来鼓舞他的爪牙。果然，三月初，最善变的冯玉祥竟率他的一旅之众，加入前敌攻占叙府纳溪，使得帝制声势重又振作，袁世凯忙着晋升冯玉祥为“中将”，封他“三等男”以酬他屠杀护国战士的功劳。
当纳溪失利消息传去时，却换来了广西独立的宣言，使得袁世凯的欢喜又成空幻，才觉得人心的向背，三月二十二日遂下令取消帝制。
这时，在纳溪前线苦斗的松坡先生却不幸因兵寡械缺、操虑过度又于雨中露营作战太久而致病人膏肓，喉结核病使先生语言艰涩，到泸州时全然不能发声，随军参战的蒋百里先生设法就近觅得一位法国教士为之诊疗，也不过治标而已。六月中，驻京法国公使竟传去先生不治身死的噩耗，中外惶骇，梁任公在沪忙着请各国名医赴川诊治。
松坡先生虽病甚，但各方瞩望他能主持大计：四川希望他去，湖南也望他去；但是他秉着起义时的基本态度都婉谢了。七月底乃由蒋百里先生陪护出川赴日本就医。不幸沉疴难起，十一月八日竟长逝于日本。临终前特请蒋百里先生代草遗电告诉全国：“一、愿我人民及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这是何等含有深意的遗言！国人试思我们五十年的一切作为是否能对得起松坡先生呢？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五月，是纪念日最多的：五三、五四、五七、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中，几乎都是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尤其“五七”、“五九”，更令人不能忘记袁世凯。
据《梁士诒年谱》的记载，当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日本向我提出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时，袁世凯曾于八日下午召集重要的国务员会议，“悲愤陈词，衣沾涕泪”地说：“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者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这些话语是够痛心的，但是《梁士诒年谱》接着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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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有一逸事可纪者，则议毕之际，众皆嗟叹彷徨时，时任最高行政之某公，方从容出名条数纸，托周子廙（按即财政总长周自斋）为之安置；周憬然，众谔然，某公怡然，先生（世诒）退语子涌曰：此二十一条件之所以至也，哀哉。
这所谓某公似指国务卿徐世昌言。有了这一段记载，袁世凯的一些“痛心话”，就反映得毫无价值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颟顸腐化，更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现象的演成，袁世凯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就今日说来：袁世凯在近代亚洲政治史上，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小有才”的人物。但古语说才胜于德是小人，世凯的才与德太不相称了，因此一般人对他的品评，不仅是目之为小人而已，更指为国之蟊贼了！。tenluo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在民国元年，正是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国人对他的期望正高，就有一位新闻记者黄远庸君在《少年中国》周刊上，以《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为题目撰一短文说：
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钳制专擅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比真钳袁君所不及料无论有何法律，而袁总统必欣以遁甲法地遁。
这是一极得真相又极大胆的率直文字，袁世凯一生做人处世，确实比深习遁甲术的法师还要神出鬼没！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就是“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谭嗣同想利用袁世凯的新军力量以铲除朝中守旧势力，而终为袁世凯所败的故事，是世人最喜渲染的。但是以今说来，这一幕的演出，在袁世凯一生事业中，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是比较他之出卖民国、帝制自为又不免小巫大巫之别，而更重要的在“戊戌”一幕以前，他已经再三表演他的专门遁甲术以出卖长官前辈和朋友，而乘机步步高升青云直上了。
南通张季直先生啬翁自订年谱有云：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四月，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令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慰廷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故挈其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为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可展布，故公有是命，旋予帮办营务处差。
光绪八年，吴公奉督师援护朝鲜之命，余丁内艰、措置前敌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继；乃请留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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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四月：吴公调防奉天金州，公自朝鲜分其军三营畀慰廷留防后，自统三营至奉，不两月，慰廷自结李相（鸿章），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难堪者，移书切让之。
今按光绪七年，正是世凯二十二岁，他已天南地北在国内游历几处通都大邑了，原来他十二岁时，即随父保庆由河南故乡往江南盐巡道任所，他从小就膂力过人，胆大而好驰驱，在江南有暇即控马怒驰，登览清凉山雨花台名胜，“诸兄惧其颠，戒止之不能也”。后来他父亲将他送到北京读书，“使为应试文字，而彼好读兵书，师禁之，学愈力”，结果两应乡试不第，遂倾箧中诗文焚之，曰：“男儿自有大业作为，乌能龌龃久事此。”因往投吴长庆军门——这是一向袒袁的尚秉和在辛壬春秋中于世凯少年事迹的描述。推测尚君行文的主意是尽力想反映出世凯从小好读兵书、好驰驱的个性，以为异日“练兵大业”的张本，但在今日看来，这些记述倒正是黄远庸君所谓“种种限制不足以羁縻袁公”话语的最好注脚，换句话说，他的遁甲术是从小学习了的。
啬翁年谱中的吴公，就是吴长庆，他是世凯的姻长辈，只可惜他不明了世凯的来意，以致要他做“制艺文字”，岂世凯所愿为？但无路可走，只好忍耐。及光绪十年吴长庆调防金州，命他留守朝鲜，而“不两月，即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已”。虽颇有令吴长庆难堪者，但世凯一生的事业基础却从此奠立了。平定朝鲜内乱手段的敏捷，不仅使李鸿章大加赞赏，更使日本人也为之惊诧注目，因为当时他还不过二十五岁哩！但就中国传统的做人处世哲学看来，世凯这样抛弃长官前辈的作风是大可疵议的，张季直先生因此“移书切让之”，并从此不与他通音讯，以示精神道德的制裁。但在清末政风士习浇薄的情势下，世凯却“好事我自为之”。
自光绪十年朝鲜内乱平定后，世凯告归，他在天律谒见李鸿章，极蒙赏识，因为李一向是好弄权术的，而今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年也能“耍这一套”，当然更加激赏。翌年，李鸿章、伊藤博文《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朝鲜内部颇有人主张结俄以自重，清廷忧之。是年八月，鸿章乃命世凯护送大院君李昰应回韩，以分其势——这时世凯的官衔不过是“同知”，鸿章特为其上奏清廷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宜优其权限，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略示与闻外交之意”；“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乱，皆身在行间，操纵合宜，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宜隆其位望，使稍有威风，以资坐镇”——由此可见鸿章是如何地推奖世凯，因此朝廷特准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于是世凯就从此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三品衔升用道袁某某”的“威风”为韩国代治其军，并且干涉其内政财政而指导之。蒋廷黻先生说：“这时的袁世凯隐然是朝鲜的太上皇。”足以说明当时的世凯是不仅以“稍有威风”为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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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伊藤博文是当时东亚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人物，李氏既然巨眼识枭雄，重用袁世凯；伊藤当然也不致有眼无珠放过这一人物的。因此，当光绪十二年，日本改政制，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内阁大臣后，就对清廷驻日徐公使表示：“欲与中国结好，并愿联络朝鲜。”且“愿望现驻朝鲜之袁世凯至东京一晤，面商中日朝和局”。同时日本驻天津领事也奉政府令面谒李鸿章，提出这一请求。据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分析日本的用意说：“盖初派袁赴朝时，日廷啧有烦言，谓彼曾带队在韩击败日兵者，显非睦谊，但今则袁某才识可倚，绝无他虞，日廷探知袁驻韩办理各事，均甚妥洽，又求赴日联合，似可藉释前嫌。”因此鸿章允许日人“少迟即行”，但结果没有实现，可是世凯在当时国际政局上的分量已显现了。◆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光绪十四年七月，世凯驻韩三年届满，应该告归了，事前李鸿章特为此函商总理衙门说：“该升道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当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年两次遣兵定乱，该道身在行间，为彼中士民所信服，旋经派往专驻，遂觉久而愈亲。韩王之心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