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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部队日夜连续强行军，睡觉成了红军战士最奢侈的要求。那时每个战士心里想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就是如果能睡上一觉就好了。行军时，方槐闭着眼睛也能走路，但是走着走着，就撞着别人了。站着也可以睡着，坐着就更不用说了。行军途中，让方槐感到舒服的是，住了一次牛屎铺的房子。因为草地没有砖，方槐就和战友们用树杆子、用牛屎铺地，住进去之后，方槐觉得比营房也不差。但就是住牛屎铺地房子的舒服也是短暂的，行军途中，更多的是危险。一次部队行军时，国民党的飞机从贵阳起飞前来轰炸，大家都躲到路两边的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坨坨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他们实在太疲劳了，很多人都睡着了。就在这时，有敌人偷袭，红军医院那些睡着了的医护人员，担架队员，伤病员被惊醒后，就拿起扁担当武器，和敌人搏斗。半梦半醒之间方槐突然听见有拼刺刀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抬头一看，敌人已经距他不到20米了。方槐一脚踹醒了睡在旁边的管理科长，两人起身就跑，结果科长的屁股上挨了敌人一刺刀。伤口因为浸水发了炎，无法再跟部队前进，被寄养在老乡家里，从此，方槐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科长。方槐回忆，他所在1军团野战医院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1200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200人。他是这200名幸存者中的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方槐还没有到机关，而是在作战部队当班长。方槐当班长虽然只有10来个月，但打的大大小小仗，却记不清了，那段时间，方槐班里有四五个战士牺牲了。这些战友中，方槐还清楚的记得班指导员，一个姓徐的湖南人，是方槐入党介绍人。有一次方槐跟敌人拼刺刀正紧张激烈的时候，徐指导员扑上来救方槐，自己却被敌人刺了一刀。送到医院，徐指导员因为伤势过重，还是牺牲了。另一个也是方槐的战友，叫何德林，是湖南平江人，店员出身，平时和方槐的关系很好。部队过草地的时候，方槐最后一次见到何德林，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方槐就守在何德林身边，一直到战友去世。之后，方槐找地方，挖个坑，把战友埋了。还有许多战友，方槐已经不再记得那些牺牲的战友的名字了。
远赴新疆学飞行
1937年底的一天，方槐正在抗日军政大学五队上《中国革命问题》的课，校政治部突然来人打断课程，宣布24名同学马上到卫生队检查身体，这里面就有方槐一个。这一年他20岁。大家议论纷纷，在那个年代检查身体非常少见，肯定是有什么大事，最好是能去前线。几天后，方槐接到通知，要他去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要找他谈话。陈云是党中央派到新疆的第一任党代表，当时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是个投机者，很会随风倒。由于新疆紧挨着苏联，他为了讨好苏联，得到斯大林的武器，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出很友好的样子。斯大林在迪化（乌鲁木齐）帮他办起了一座军事学校，还有一个航空队，盛世才同意延安派人入校学习。陈云向中央建议，利用新疆的环境和条件培训一批航空技术人员。陈云一一询问方槐的基本情况后，拿出一份《解放日报》，指一篇文章让方槐读，以此来考察方槐的文化程度。读完后，陈云说，还不错，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接着陈云才透露，“党中央决定不久的将来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红色空军。西路军突围的同志已经选了一批，现在要从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选19人去新疆学飞行，你是其中的一位。你们就是我们党未来红色空军的种子。”方槐说，坚决服从命令，只是怕文化程度太低，学不好。陈云听后笑了起来，说：“我在苏联时，问过一位飞机师，文化水平低的人能不能学会开飞机？那位飞机师的回答是，‘只要不是石头，就可以学会开飞机。’你不是石头，是从战争中长大，还当过红军青年部长，能看懂《解放日报》的文章，相信你一定能学好……”方槐走出陈云的办公室时心里想，长征路上每当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横行霸道时，大家总是骂，“等我们有了飞机，非狠狠地揍你们这些杂种不可！”现在党要我“飞上天了”，我一定完成学习任务！
1955年方槐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学员成立了学习互助组，课余时间文化程度稍好的给后进同志补课。红军学员极少休息，吹了熄灯号后，许多同志还在教室里学习。值班军官发现这些挑灯夜战的学员，三番五次把他们赶出教室。无效后，就以“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为由，把教室总电门关了。红军学员只好回到宿舍，点起蜡烛苦学。就是这样，红军学员通过了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在良好以上。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包括方槐在内的25名红军战士，第一次飞上了蓝天。但随即风云突变，1942年4月，斯大林忙于抵抗希特勒，盛世才以为布尔什维克要垮台了，阴谋杀害了倾向苏联的亲四弟盛世骐，一头钻进蒋介石的怀里。9月17日，盛世才突然派出大批武装便衣特务，将八路军新疆代表处团团包围，拘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方槐等学习飞行的红军学员也被关押在盛世才公署后院的教导连。5个月后，方槐他们被转移到另一处地方继续关押了一年半。1944年11月，敌人把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关进了真正的监狱，并且没收了所有随身物品，分别关押。方槐等6个人被关在12号牢房，牢房只有一个用铁条卡死的小窗口和一个送食物的小窗口可以透进一点光亮和空气。6个人在窄小的铺上只能侧身而卧，铺上有成群的臭虫、跳蚤，屋角放着一只便桶，时刻散发着熏人的臭气。盛世才这个投机者，在杀害了陈潭秋和毛泽民之后，为了给他对共产党的迫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开始对红军学员进行逐个审问，逼迫他们承认“受人领导阴谋推翻新疆政府”。虽然遭受了严刑，但是没有人屈服。一张集体讨论过的《绝食声明》送到敌人监狱长手里。当绝食到第3天深夜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别的号房里有人喊，日本投降了！方槐等人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听到这个消息，不知哪来的力气，全都蹦了起来，高声欢呼。绝食到第7天，方槐被单独关起来，他瘫在床上，只感到周围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方槐回忆说：“我已经准备死在敌特的枪口下，有了死的决心，就没那么害怕了，情绪也安定了。”当天深夜，隔壁牢房的战友告诉方槐，可以复食了，敌人已经答应了条件。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131名男女病残的共产党人，于1946年6月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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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飞临天安门
1949年8月，朱德和聂荣臻主持在京部队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的事。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的方槐列席会议。航空局指定方槐做空中受阅计划，方槐找了几个人，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计划搞起来了。一共搞了18架飞机，多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飞机将分成战斗机、轰炸机、教练机三个梯队受阅。几天后，方槐奉命当面向聂荣臻汇报，他向聂老总请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定才好？高了看不清楚，低了又怕不安全；受阅飞机还要担负战斗值班，是否带弹？”
方槐聂老总办公室有个苏联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聂总专门请他来听一听方槐的计划。方槐问那个苏联人：“你们十月革命胜利后，受阅飞机的飞行高度怎么定的。”苏联人介绍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发动机停工，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受阅飞行高度的难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是否挂弹，后来决定，受阅飞机中只有几架挂实弹。汇报回来后，方槐就组织人把轰炸机的弹舱封掉，战斗机挂上假弹。他选取了几名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飞行员，让他们挂实弹。之后的20多天里，他带领飞行员每天紧张地训练。1949年10月1日凌晨3时方槐就起床赶往南苑机场。北京城已经戒严，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5时整，方槐已经坐在飞机里，一切准备就绪。离受阅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时地下来活动活动。终于等到总指挥起飞的命令，方槐最先起飞，他驾驶教练机速度较慢，先起飞受阅。在通县上空，所有飞机集结编队，向天安门方向飞去。看到毛主席时，方槐和战友们三次推拉机头，表示敬礼。受阅胜利完成后，带实弹的几架P…51战斗机按计划留空担负空中警戒巡逻。方槐带领其他飞机在首都城区、郊区散发建国庆典传单。方槐还驾驶通信机带上电影摄影师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空拍摄开国大典的盛况。事后苏联人对方槐说：“以你们这样的条件，做到这样真不容易。”10月1日晚上，方槐没有参加国庆晚宴，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值班，不过他还是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在新中国，方槐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如今，在武汉市虎泉路，闹市之中有一个安静的大院，这是武汉空军的一处干休所。87岁的方槐和女儿方蕾一起住在这里。
方槐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与方槐将军的交谈，更多依靠的不是语言，而是纸笔。曾是我人民空军的创始人之一，离休后一直住在武汉某空军干休所的方槐，身板还算硬朗，但听力不甚好，这有些像是邓小平的晚年，对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不敏感，我采访他，必须很大声地喊，倒是家里人（比如女儿、老伴）与他交流，尽管声音不大，他也可以听到——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也许老人在这个年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明显下降了；但阅尽人世沧桑之后，无论生活、还是思维，已被各种历史的细节所镌刻，延续在他们身上的，更多是一种非常执拗的习惯。方槐，是我所采访的老红军中，经历战斗次数最多的一位老人，这是因为他本人，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一直位于部队最基层的战斗序列。他是跟随中央红军走的，而且他们恰恰又是战斗中，忽而要做前锋、忽而又要当殿后的红1军团，所以方槐也亲眼目睹了，林彪、杨成武、耿飚等人，是如何指挥这支“狂飙部队”，创造了长征中无数次最经典的胜利。同样，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方槐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他的许多战友，不管是他曾经编入的政治部、长征一开始就被打散，还是他在红四军当基层干部的作战班、排，几乎每逢战役，必有苦战，基本也都全打光了，真是“死伤枕藉、征途血染”。大概，也是由于方槐的讲述中，有太多的细节，所以我也完全忘记了，这些竟是光阴荏苒70前的老故事。我们离长征是那么近，可以嗅得到四处弥漫的硝烟和血腥味。我仿佛也跟着老人，疲惫不堪地在沟壑纵横的大山里、在碉堡如林的乌江边、在风霜刀剑的雪山顶、在饥寒交迫的大草原，向前奋力地跑啊跑着，究竟要走到哪里，究竟会在哪里倒下，谁也不知道，但是必须跟着大部队走，强烈求生的欲望，会产生出一种惊人的力量。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当红军？老人说：我不当红军，只有死！其实，这个理由就足够了。我突然想到一句唐代岑参的军旅诗：“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许在文人的眼里，战争是伟大的事业，更一种博取功名的渠道，但是，对于当时中国广大的、像方槐这样贫苦人来说，参军打仗不仅是一种肉体上求温饱、精神上求尊严的过程，更是一种对悲惨世界惟一的反叛！因为贫穷，因为不想死，理由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的红军将士，却能克服所有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一往无前！其实，方槐本人所受到的军旅教育并不复杂：红军是穷苦人的部队。红军长征，是为了解放天下所有的穷苦人！当不战斗，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当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红军战士们的心目中，也就有了最顽强的信念。恐怕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哪支部队，能够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无数次从鬼门关死里逃生的老将军，或许早已笑看一切。在他不紧不慢地对战争的描述中，时常会在他的脸上，抹过一丝笑容。这种神态，也许是他后来所从事的空军事业所养成的，在天上俯瞰地下，仿佛就是从今天回顾从前，浏览过更广袤的天地与残酷的生死搏斗，一切困难，都算得了什么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方槐将军的老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