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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正当他们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张国焘公然违抗党中央的决定，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又调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南下，并下密令，妄图裹胁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张国焘的阴谋后，决定迅即脱离危险区，率领红1、3军团继续北上。就这样，红四方面军又折回长征途中这段最艰难的路程，第二次踏上草地。已经有不止一个红军战士回忆当年过草地的艰苦，李中权也不例外，那么在他眼里，草地又是怎样一番情景？我们不妨看看李中权回忆录当中写的：“一望无际的草地，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使你东西难辨。草丛里河沟交错，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茫茫的泽国，到处都是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稍不注意，就会踩上去，你越使劲，就下陷得越深。草地的天气也好像在与我们作对，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令人难耐，大家只好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我们携带的粮食已经全部吃完，全靠野菜草根充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弱了。不少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长眠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第二次走出草地，再往南走，必须翻越两座大山：红桥山和夹金山。这两座山海拔都在几千米以上，山上终年冰雪覆盖。李中权所在的部队，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了，在山脚下，他们看到了上一次通过时被摔死的马匹和弃下的鞍具、炊具、脸盆等，还有不少依稀可辨的战士遗体。尖尖的山峰直插云霄。红军将士开始爬雪山，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顶爬。越往上，山越来越陡峭，空气也越来越稀薄，红军战士的胸口就好像压上了千斤重担，透不过气来。但谁也不敢坐下来休息片刻，因为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一路上，李中权看到有的同志实在支持不住，就倒了下去。有一次，李中权眼睁睁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老陈倒下了。老陈含着眼泪，吃力地说：“中权同志，我不行了，把我的枪背过去，好打敌人。”至今，这些悲壮的情景，李中权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无比难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1935年的11月先后解放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兵锋直指名山、邛崃，威胁成都。四川军阀刘湘急调80多个主力团，与只有15个团的红军在百丈关展开了激战。这是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虽然毙敌1万5千余人，红军也伤亡上万人。随后，红四军只能退守天全、芦山等地，到了1936年初，形势对红四方面军更加不利，被迫于1936年2月退向西康甘孜地区。正当红四方面军遭受挫折的时候，毛主席率领1、3军团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指挥一方面军打了很多胜仗。他们还东渡黄河，打击阎锡山的军队。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日作战。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纷纷要求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于是，红四方面军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这是李中权他们第三次过雪山草地了。这一次的准备工作比上次稍微充分了一些。多数同志穿上了自织的军服，每个同志的米袋也都装满了，有的还带上了帐篷。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解决爬雪山、过草地时所遇到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仍是粮食问题。因为通过这一地区，至少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沿途又没有什么补给，全靠出发前自带的那点粮食。进入草地以后，原先每个同志鼓鼓的米袋越来越短了，直到倒不出一粒粮食为止。当时，李中权已经在红军大学学习，他和战友们最后只剩下了一碗面粉。这点粮食成了大家的一点安慰，每天像宝贝似的轮流背着。尽管一个个饿得肚皮紧贴着脊梁，但谁也舍不得吃上一口。忽然，队伍中有人传说牛皮可以吃。消息传开后，不少同志就煮起牛皮来。李中权也解下身上系着的牛皮带，切下一段，先放在火苗上烧一烧，牛皮很快膨胀起来，发出诱人的香味。然后再放到锅里煮，时间要稍稍长一点，牛皮就会变嫩变厚，经过这番“烹饪”，李中权觉得这牛皮吃起来味道还可以，至少比野草的味道好。一天，前面突然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很快就要走出草地了，前面就是甘南汉人区了。”李中权他们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为了庆幸走出草地，煮了一大锅水，把仅存的那碗面粉抖了又抖，全部倒了出来，和着野菜做一锅清清的面糊糊。然后你一碗我一碗地喝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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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母子永别（1）
刚才说到李中权三次过草地，这其中还有不少插曲值得说一说，先说说李中权在长征途中两次巧遇母亲的故事，而第二次和母亲相遇，李中权自己也知道，是最后一次看见母亲了，但李中权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含着泪跨上战马离开母亲。英雄暮年，每当回忆起来，李中权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其实，在李中权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就很少见得到自己的亲人了。早在长征之前，那还是1934年4月，当时，红军正在进行粉碎国民党“六路围剿”的斗争，李中权当时是川陕省委巡视团成员，一次，李中权正在通江河北的茅峪镇巡视，母亲在路上见到了李中权，就喊：“儿呀！你到哪去了？”在路上，母子俩人谈了很多。但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怕说到李中权的父亲。母亲不愿告诉儿子父亲牺牲的噩耗，可事先已经知道的李中权，也不愿问母亲，怕引起她的伤心。最后，还是母亲忍不住了，哽咽着说：“你爹去世了。”说完，母子俩都放声痛哭起来。再来说说李中权长征途中和母亲的相遇，一次是在1936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西康省宝兴城。当时，李中权正准备第二次进入草地。那天黄昏，他率部宿营在西康省宝兴城。他就住在街头拐弯处的一幢二层小木楼上，楼上的小窗正对着宝兴城那条惟一的小街。他通过小窗户观察外面的地形。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李中权激动地含泪跑下楼去：他看到的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母亲，还有弟弟李中柏、李中衡，妹妹李中秋。两年前，他和母亲在茅峪镇偶遇，两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见过弟妹们。两年来，音讯隔绝，割不断的是时时刻刻的挂念。忽然间在宝兴城的夕阳里，他的母亲和弟妹迎面走来了，这让李中权有一种犹如梦境般的感觉，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李中权立刻把母亲和弟妹接到自己的房间，他发现，母亲已经苍老了许多。弟弟告诉李中权，红军走后，敌人卷土重来，家里自然不能呆，母亲就带着几个孩子，跟着红军走了。在行军途中，李中权母亲还得了寒腿病。聊天当中，李中权问起了他二哥李中池的情况，这时，大家都沉默了。最后，弟弟李中柏吞吞吐吐地说，二哥也当了红军，说着说着，李中柏哭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袋，布袋上绣着一只鸟，那是李中权二哥结婚时，二嫂送给二哥的，但现在，这只布袋上已经血迹斑斑，那是李中池的血，他在理番战斗牺牲时，鲜血染红了布袋。这时，母亲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站到李中权跟前，问李中权有没有找到大哥李中泮。说到大哥，李中权的心一下子像被掏空一般。沉默良久，李中权知道瞒不过去，就把李中泮含冤被害的经过告诉了亲人。这一夜，他们母子谈得很多，谈得很晚。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儿子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那时，他的母亲已经50多岁了，还要长途跋涉，饥饿、病痛加上恶劣的环境随时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清醒地明白这一点。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惟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孩子们拉扯大，把他们交给红军，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李中权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涌出的泪水所淹没。他感到，帮助母亲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真实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她。这就是：红军要继续长征，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国民党追兵。留下，国民党军队追来，红军家属是一个也不会留下的。惟一的办法是跟着红军，继续前进。这一夜，李中权彻夜未眠，他为有这样的革命母亲深感骄傲，同时又为他们的处境深深地忧虑。第二天一早，在母亲的嘱咐声中，他才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别，带着部队出发了。让李中权没想到的是，3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6月的一天，他第二次在长征途中遇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那时的李中权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他行军路过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遇到了病得很重的母亲。那时，老人家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行走着。李中权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把背包放在地上让她坐下来歇口气。和第一次，第二次见面不同，这次李中权的母亲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李中权。李中权明白母亲的心思，母亲一句话不讲，她知道自己马上要熬不过去了。李中权也知道，母亲这样的状况，支持不了多久。不过，母子俩心照不宣。病重的母亲也知道，这可能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了，她舍不得自己的儿子离去，她更放心不下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女啊！看着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母亲，虽然李中权心里刀割一般地难受，但又无可奈何。能为母亲治疗一下吗？可在这样艰苦的长征途中，到哪里去找药呢？能把母亲安置下来吗？可往哪儿安置呢？红军家属一旦离开红军，就会被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置于死地。李中权心里清楚，母亲唯一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继续长征。李中权的部队越走越远了，警卫员一个劲地催着李中权快走。但无论如何，李中权也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母亲前面还面临着雪山、草地，怎么办？可是，他又不得不马上去追赶队伍。母亲离不开儿子，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这真是两难选择啊！这时，李中权的一个警卫说他愿意留下来照顾李中权的母亲，这个主意还真让李中权有点动心。但是遭到李中权母亲的拒绝，她坚决地说，北上的战士，一个也不能少。最后，李中权把自己的马和一点干粮留给了母亲，还给前面部队的的政委写了封信，希望他能给自己的亲人搞一些粮食。以后弟弟告诉李中权，那个政委姓张，四川人，但是他那里也没有粮食，只能拿一块光洋，交给李中权的弟弟。李中权跨上战马，不敢回头看母亲。这一走，给李中权留下了终生遗憾。从此以后，李中权一直在想，他当时应该回头去抱一下母亲，痛哭一场。随后，李中权和部队翻越了终年大雪覆盖的党岭山，继续行军，但他心里万分不安。为母亲和弟妹的命运，深深忧虑着……1936年9月的一天，李中权最不愿意听到的噩耗，还是传来了。已走出草地来到甘南的李中权，忽然看见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喊着“三哥”，向他跑来。到跟前一看，是四弟李中柏。他一边哭，一边把母亲病逝的消息，告诉了李中权。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下，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终日剧烈地疼痛。弟弟没有办法，就用妈妈别头发的簪子，把脓包挑破，流了很多脓。母亲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了。她老人家在弥留之际，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找到“三哥”，一定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讲过，跟随红军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是的，这位英勇的母亲，在苦难中煎熬了一生，投奔红军后，她虽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她那种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坚信红军的信念，永远激励着儿女们为革命事业去奋斗。李中权的弟妹们，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他们忍着悲痛，含着眼泪，用手挖泥土，掩埋了母亲的遗体。随后，三兄妹全部正式参加了红军。后来，弟弟李中柏交给了李中权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埋葬的地点。使他遗憾终生的是，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纸条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为此，李中权至今还深深内疚、自责着。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并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那一年，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中权已经是家里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