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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王定烈说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搞分裂的那个年月，朱总在大金川，曾去红295团团部座谈的往事。朱总说：“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一块北上，没有西路军的失败，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时，也就发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们党内总是不平静……唉！”“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组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路线歪了，有人有枪也会丢掉啊！你们红33军5军团的王维舟、杨克明、罗南辉、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为国捐躯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哪！”正说话间，秘书来告：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老总去宽松宽松，休息脑子。开饭了，几个人吃了一顿辣味十足、简朴的晚餐之后，朱总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总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当晚，就和朱总一同走进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舞厅里没有什么乐队，只有一台留声机放着音乐算是伴奏。舞会开始之后，他俩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嗑嗑瓜子，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主席的到来。第一轮舞刚罢，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他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他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这两位同志是……？”叶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23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看主席和总司令的。”“啊，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主席说着，随手抓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他们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主席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主席谈话，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刚从办公室出来，又办起公来了。不觉已谈了20多分钟。主席才下场转了几圈，他舞姿比较轻松活泼，潇洒自然。
采访工作照一场完毕，主席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下场？”“我们不会。”“啊啊，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哈哈。”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主席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因为怕耽误了毛主席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你们健康。”主席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总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王定烈采访手记
SMG电视新闻中心记者陆薇薇
王定烈老将军是我们长征栏目开机后采访的第一个老人，可以说，在见到他之前，我对于长征军人的印象完全是片空白，而对于长征的印象也仅限于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几页记载。空军大院中的一个独立小院落里，院子里有一片菜地，我们去的时候天气还很冷，菜地里荒荒的。但是定烈老人很骄傲地告诉我们，经过他的打理，一到夏天，菜地里一定是长满了绿油油的蔬菜。老人刚过了88岁的生日，身体很健硕，说话也很大声。对于长征，老人的记忆其实并不那么清楚，他喜欢自顾自地说自己记得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而且一定是从头说起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听老人娓娓道来。现在，我已经很难记起老人说过些什么，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老人对于历史的珍藏。采访过后，老人特地拿出了一套灰色的军装和军帽。军装很新，老人说，那是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之后发给老红军的，他特别收藏了，有机会就拿出来穿一下，感受一下当年的戎马倥偬。不过，他也舍不得多穿，怕衣服弄脏了或者弄皱了，老人说，当年的款式现在很难找呢。老人执意要穿上军装，执意要穿上草鞋。他说，天气好的时候，他会穿着草鞋到院子里走走。我不知道穿草鞋是什么滋味，不过鞋底看上去十分粗糙，想来穿着一定不怎么舒服。老人很认真地在镜子前面整理自己的军装，当年在长征的途中，后有追兵，前途渺茫，他也许从来都没有机会整理一下自己的军装，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穿着军装是什么模样。不过对于他来说，舒服不舒服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当一个人挨过所有的战斗、饥饿，还有比之更加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活到今天，从容不迫地讲述经历，以告诫后人，这样的人对于舒适、奢侈早已看淡，因为他们深刻地理解了生存之道。正如老人所说，经百战之后，他从地狱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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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父亲闹革命
当红军长征变成举世闻名的壮举之后，很多年过去了，还有两名当年走过长征的姐弟，不知道自己曾经走过长征。71年前，1935年的3月，邓秀英、邓秀英的父亲、大哥、母亲、弟弟邓玉乾、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一家共八个人，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邓秀英姐弟这八个人当中，邓秀英才13岁，比她小的是她6岁的弟弟和一个3岁妹妹。这个妹妹不久就出痘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回到了四川省通江县当农民，他们还不知道，当年他们走的是长征路。而当年，他们也从未想到，那条没有走完的长路将从此改变他们的一生。邓秀英和邓玉乾分别出生于1922年、1929年。他们的父亲邓心科，早在1932年就已经参加红军，编入红73师（后整编为31军）。邓秀英开始长征的时候13岁，但她“当兵”的时候，还只有11岁。那年她加入了童子团，替红军站岗放哨。姐弟俩虽然是老革命，但他们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31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一开始，在红军入川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在外面打麻将。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是败家子。乡亲们都认为父亲邓心科是个败家子，不事生计，只知道赌博。长征前的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江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父亲的身份才公开，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的掩护。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邓秀英加入了童子团。替红军站岗放哨，检查路条。邓秀英还记得，红军是伴随着歌声一起来通江县的。红军唱的歌很多，有打仗唱的歌，有骑兵唱的歌，也有打巫山唱的歌。一直到今天，邓秀英的心里还是记得起这些歌。入川的红军还连连打胜仗，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随部队征战。
姐姐背着弟弟去长征
这些都是姐姐对当年的记忆，弟弟邓玉乾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离开故乡，来那些“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但是姐姐知道，如果不长征，他们全家早给杀光了！那时候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有一天晚上，一个叫王绍怀的地主，闯进乡长的家里，把乡长杀了，这还不算，还杀了两个妇女。其中有一个是邓秀英的大姨妈，乡长则是邓秀英的大姨父。所幸的是，两个小孩躲在床底下，逃过一劫。乡长住的地方和邓秀英家就只隔了一条河，家里排行老二的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知道幸亏当时天亮了，否则就轮到邓秀英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一直到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作为家属随部队长征。在通江县，不止是邓秀英一家，很多人家和邓秀英家一样，也是一家一家的人跟着红军走，当时通江县据说有两万多人，基本上都走了。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母亲则带着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邓秀英的妈妈背铺盖，邓秀英则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体重已经不轻。但没办法，再重也要背着弟弟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实地捆在身高不到1米30的邓秀英身上。就这样，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背得邓秀英肩膀也痛，脚也痛，腿也痛。下雨的时候背，天晴的时候就让弟弟下来走两步，走一会邓秀英再背。从白天背到晚上，从天黑背到天亮，因为夜里也要行军。
邓秀英姐弟说来也怪，6岁的弟弟却很听话。打起仗来，子弹呼啸，枪声阵阵，邓秀英叫弟弟不哭，弟弟就很听话的不哭。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捂弟弟的嘴，生怕他哭出来，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背着弟弟过草地很苦，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更叫邓秀英担心的是，那些乌鸦比她弟弟小不了多少，邓秀英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省事特别晚”的弟弟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邓玉乾以为妈死了，就趴在母亲身上放声痛哭！邓玉乾清楚地记得，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妈才醒了……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邓心科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邓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风俗，把柏树枝点燃插在坟头。邓秀英说，那叫“送火”。“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父亲走了，可走了的亲人，不光是父亲。一家八口长征，途中，3岁的妹妹夭折了，一个哥哥，还有一个侄子，都在草地里死了。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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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散失流落藏区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背着走不快的弟弟，邓秀英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一次次被土匪拦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见土匪，姐弟俩都记不清了。邓秀英说，有一次，来了一路被当地人叫做“脱衣队”的土匪，把3人衣服扒光，赤条条地扔在冰天雪地里，扬长而去。幸亏路边有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三下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御寒”。最后一次路遇土匪，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带到一个看不到天的树林。那里还有3个年轻姑娘，是红军医院的护士。林子里，土匪让他们站成一排，来了几个买主挑人。一个买主走到邓秀英跟前，问邓秀英会不会放牛，可他说的是当地话，邓秀英听不懂，那人就伸出两只手在头上装牛角，还摆了个赶牛的架势。这回邓秀英猜到了他的意思，就点点头。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