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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找姐姐泪花流
两三年后，邓玉乾偷偷回到自己放过牛的那家附近，趁着母亲下地干活，“拉上她就跑，一直跑到阿坝”。母亲便在阿坝城里找了个人家帮工。找到妈妈不难，但姐姐在哪里呢？邓玉乾穿上一件喇嘛的长袍，在同姐姐分开处的方圆几十里，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在门外头砍柴的邓秀英看见一个喇嘛走过来。再仔细一看，居然是自己弟弟！那时，姐弟俩分别已经整整7年，但邓秀英还是一眼认出了弟弟。邓秀英至今还觉得弟弟能找到自己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1952年，解放军开进阿坝。邓玉乾的庙里住进了一个连的解放军，听别人说是从北京来的。但已经听不懂汉话的邓玉乾，不敢问这些解放军是来干啥的，更不敢告诉他们，自己曾经是红军。邓秀英记得，解放军是在“青稞割了”的一个晚上到的阿坝。听到这个消息，邓秀英一晚上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阿坝城里看母亲。母亲一见女儿就哭了：“红军来了……”身着藏袍的邓秀英这才慢慢地说起了汉语。“我告诉他们，我姓邓，我是红军！”流落藏区十几年，邓秀英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红军身份。没过几天，县委来人叫邓秀英去一趟。他们给邓秀英换下藏袍，让她当通司（翻译），帮他们工作。于是，邓秀英成了阿坝县政府的藏语翻译，当上了一个月53元工资的国家干部。跟随解放军工作组下乡，邓秀英找到了再当红军而且是“正规军”的感觉：10多个人背着枪，走乡串户，搞宣传、发救济款、发衣服、发农具。藏语翻译邓秀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怕，我们是来救济穷人的。”1954年，32岁的邓秀英结了婚，丈夫何朝甫，是同解放军一起进阿坝、“背电影放映机”的支前民工。弟弟邓玉乾入了公社，赶马车跑运输，还被评上了社里的“劳动积极分子”。1963年，年近七旬的母亲思念故乡，执意要回老家。邓秀英只好退了职，全家回到通江县新场乡。回老家后的日子并不容易。参加红军时全家惟一留下的弟弟独占了三间老房子，姐弟俩和母亲不得不白手起家盖房子；邓玉乾完全不能适应四川的语言和饮食，一度想回到阿坝去；邓秀英的大儿子21岁时肠梗阻病死，二儿子结婚后对老人不闻不问，最后干脆搬家到了别的村……邓玉乾终身未娶。1971年，邓秀英把三儿子过继给弟弟当了养子。两家相隔仅100米。孩子们说，平时两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对方端一份过去。
记者手记：向老区致敬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白瑞雪
那个炊烟袅袅的傍晚，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身高1米50的邓秀英佝偻着站在田间小路上，一边向我挥手道别，一边一把把地抹泪。直到我们的汽车已经开出一段，老人还保持着守望的姿态……2004年赴川北寻访健在老红军的那个夏季里，我把每次采访都当作人生中的第一面和最后一面。毕竟，他们都是迟暮老人了。两年来，却不断从媒体朋友那里听说邓秀英姐弟和鲜正学的消息。他们成明星了，在各地赶来的电视台、报社记者面前，他们一遍遍地诉说往事，鲜正学更是一遍遍地耍弄竹棍，就像当年在西征路上挥舞马刀一样。他们都是我在四川通江农村寻访到的老红军，而我们关于长征的对话对于彼此，都是第一次。在这之前，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不知道，平凡一生的父母在70多年前的那次远征里，竟有着这许多的浓墨重彩。我想起了在邓秀英家吃的那顿午饭。不管来人是谁，老人一定要留你下来吃饭。在她看来，这一点远比采访重要。一张黑色的四方木桌，土碗摆了满满一桌，有存了半年的腊肉，也有刚从地里摘下的青叶。四周没有窗户，一盏灯泡用铁丝固定在半空中，但我还是看不清土碗满满当当盛着的，究竟是些什么菜。儿子、儿媳因为坐不下而站在桌旁，他们不断给邓秀英挑出一些软和的菜，邓秀英又不断把这些食物转移到弟弟邓玉乾的碗里。毫不做作的温馨场面。虽然在刚才的采访中，姐弟俩还在吵个不停——弟弟一抢话，姐姐就不高兴；弟弟不太流利的讲述被姐姐打断后，走到一旁生起了闷气。如此的反反复复、断断续续，拼出了１３岁的姐姐背着６岁的弟弟走长征的完整画面。我笑着调解，同时惊异于幼年经历在他们记忆中保存得如此新鲜。三间土屋，一条看家的土狗，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川北农村家庭。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上世纪60年代离开阿坝时，邓秀英的同事们说，红军回故乡，他们会锣鼓喧天地迎接你。但没有人来迎接。邓秀英一家默默地回到老家，从此把长征和人生故事埋在心底几十年。红军入川第一站、当年的川陕苏区首府通江，是目前健在老红军最多的一处老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官方档案中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失散人员。没有走完的长征路于他们，大多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片断。失散的原因各种各样，每一个，都是一段别样的传奇。但结局却是相似的：在尝过了战斗和跋涉的种种苦累之后，他们没能亲历三军会师的荣光，就连曾经是红军战士的身份，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得到官方认定。眼下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似乎与他们无关。我曾采访的另一位失散红军，甚至想不起自己当年属于哪支部队、走过了哪些地方，他彻底地丢失了生命中与长征有关的所有密码。这样的怅然，在老区的红色土地上一路郁积。追寻故事的我意识到，任何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无声、无名而饱浸鲜血的群体。而他们，没有故事。当年，通江全县23万人中，有6．8万参加了红军和支前组织，其中5万人再也没有回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江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农民饿死在送粮路上；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于是，行车路上，有小学生向我们乘坐的“桑塔纳”敬礼——民政干部说，老师都给孩子们讲，我们这里穷，要欢迎上面的领导多来送资金送项目，你们看见小车一定要有礼貌……几十年来，老区和老区人的变化都不大。相较于工业或后工业时代疲惫的城市和城市里疲惫的人群，老区之优大概在于她的单纯，如同白纸般，一笔一画皆美丽。或许，老区其实很年轻。
软磨硬泡入伍
1917年5月26日，刘月生出生了。他家在湖南省茶陵县腰陂乡，是个贫苦家庭。更不幸的是，刘月生很早就失去了母亲，2岁时被卖到本乡竹陂村刘连启家做儿子，卖身钱是40块银元。当时，乡亲们都说，“月生是从糠箩跳到了米箩里了。”可见刘连启家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养父家有良田20多亩，称得上殷实。更有一个对刘月生疼爱有加的祖母李启嫂，刘月生童年的生活应该说是非常快活的。到了7岁，刘月生上了初小。转眼初小毕业，李启嫂怕刘月生书读多了最终会远走高飞，于是就让刘月生下地干活了。我们当然无法猜测，如果刘月生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命运会怎么样。但是，刘月生偏偏碰到了对他命运的转变有重大影响的刘鸿陵。按辈份算，刘鸿陵还是刘月生的堂爷爷。刘鸿陵和弟弟刘悔余都是党员，在家乡一直做着宣传革命的工作，而年幼的刘月生也经常去上刘鸿陵他们宣传革命的“夜校”。同时，在他们兄弟俩领导下，刘月生的家乡的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和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很快，刘月生就加入了儿童团，没多久就成了儿童团团长。但是到了1931年的秋天，随着国民党大举进攻湘赣苏区，那些逃亡的土豪劣绅也卷土重来。他们来了以后，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乡亲纷纷逃离家园，祖母李启嫂一看这种情况，给了刘月生两块光洋，让刘月生和姐姐一起逃。两个孩子一直跑到湖南和江西交界的地方，呆了半年。后来听说敌人已经走了，刘月生又和大伙一起赶往家乡。可快到家，又传来土豪杀回村子的消息。这样折腾着，刘月生想，还不如当红军吧。凑巧的是，刘月生有一次竟碰到了茶陵县独立营，他便找到正在河边洗脸的营长，要求当红军。不料营长觉得刘月生年纪太小，和他开玩笑说，你到了部队，是你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你。正说着这个话，营长的毛巾落水里了，刘月生立刻跳进水中，三踏两扑的，把毛巾捞了上来。营长看见刘月生脑子灵活，手脚麻利，就有心想收下他了。不过他还要考考刘月生，于是就说，当红军，纪律很严的。刘月生马上说，知道，还把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背个滚瓜烂熟。营长大吃一惊，问刘月生怎么知道，刘月生说，我当过儿童团长。就这样，刘月生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运动战与敌巧周旋
刘月生加入的部队是茶陵独立营，后来又改作独立师，其实，还是属于游击队，不是正规军。1933年成立了红6军团，中央还派了肖克和任弼时来到红6军团，在原来独立师基础上，成立了红17师，共2000多人，下辖49、50、51三个团，其中49团是老部队、主力团，王震是团长。刘月生在51团，全是湖南当地的小伙子，一般都只有10多岁，最大的也只有25岁左右。肖克开始按照正规部队一样组织训练，寻找时机打一些运动战，慢慢地积累了一些经验，局面也有些好转。1934年1月，党中央为向外线牵引敌人兵力，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命令17师北上，破坏南浔铁路。于是，17师开始行动。在他们即将进入湘鄂赣苏区，路过一个叫黄沙的地方的时候，与迎面而来的敌人遭遇了。仗着兵力上的优势，敌人把17师重重围住，还出动了飞机不停地轰炸。但是，17师的战士们非常顽强，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快两天了，谁也吃不掉谁，就这样相持。战斗正酣之际，红军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敌人的飞机为什么扔炸弹扔得那么准？即使红军部队位置变了，敌机的炸弹还是能扔到17师的阵地上。于是，肖克就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敌人在阵地上用白布摆出了一个大大的箭头，飞机是按照指示在进行轰炸。发现敌机投弹秘密后，肖克马上指示，在17师的阵地上，也用白布摆出一个指示标志来。这一下把敌人的飞机给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