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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残燕子楼-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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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于贞元十年(794年)省父母后复赴长安,途经华州时,省堂舅卢徵, 写了“明志”之作《华山歌》:

  “洪炉作高山,元气鼓其橐。

  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

  灵踪露指爪,杀气见棱角。

  凡木不 敢生,神仙幸来托。

  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

  能令下国人,一见换神骨。

  高山固无限,如此方 为岳。

  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

  诗中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华山雄伟的形象、非凡的气概,表达了作者 自己的品格和抱负。诗的最后两句中的“特达”,取自《礼记&;#8226;聘义》:“圭 璋特达,德也。”《南史&;#8226;傅縡传》:“縡聪警特达,才气自负”。因此, “特达”指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男子汉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 才干,即使显贵了也还是个庸庸碌碌的人。这就寄托了刘禹锡所追求的目标 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3、 刘禹锡丁忧居家
刘禹锡在拜访权德舆之前,曾先给他投过一封信,题目是《献权舍人书》曰:“昔宋广平之沉下僚也,苏公味道时为绣衣直指使者,广平投以《梅花赋》,苏盛称之。自是方列于闻人之目,名遂振。呜呼!以广平之才,未为是赋,则苏公未暇知其人邪!将广平困于穷?厄于踬,然后为是为邪!是知英贤卓荤,可外文字,然犹用片言借说于先达之口,席其势而后骧首当时,蚓碌碌者,畴能向异?”

  舍人是官名,权德舆是在这年即贞元十年(794年)被任命为舍人的。舍人即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职责是掌参议表文,撰拟诏敕。位置较高,职事清淡,但土人们对此位置却情有独钟,因为它也是入相的重要途径之一。后来权德舆果然成为宰相,但他办事谨慎,不敢多发一言,而此时正值刘禹锡遭贬之初(元和年初),他自然是保持沉默,刘禹锡对此当然很是失望。但这已是后话了。

  却说刘禹锡见到权德舆,权德舆从日前来信中已得知对方来意,自然少不了又是一番鼓励,赞扬刘禹锡的诗赋又有了进步,那种大历派诗的气味减了不少,写得愈加自然精美了。

  贞元十一年(795年),24岁的刘禹锡终于通过了吏部的考试,并被授予“太子校书(掌东宫校理书刊事,正九品下)”。刘禹锡后来把自己前年连中二元,即考中进士科和博学宏词科,和本年考取的吏部取士科合称为“三登文科”,从此他正式登上仕途,充任唐朝的一名正式官员了。

  唐代的科举考试已在隋代初设科举考试的基础上得到逐步完善,它的主要特点是突出竞争,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在隋唐以前,官员的选拔往往是由门第来决定的。凡是高门大户其子孙则代代为贵官,真是“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然而权门子弟又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呢?他们往往依靠祖宗的庇荫才能世世做官,代代富贵。真如晋人左思那首著名的《咏史》诗中所描写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姿,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世族豪门子弟就如诗中的“径寸姿”,由于生长于高处,故能将太阳的光辉(指君恩、官位)挡住,使得生长在谷底的大树不得翻身,永堕贫寒的深渊。因此贵族子弟不用读书,只须有个出身显贵的老爸,便能一代代享受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居于社会的最上层,这是何等不合理的现实啊!唐代的科举制度则不论考生的出身,不管你是权者之子还是庶族之后,一律须通过考试才能授官。

  刘禹锡所得的太子校书官职,是有机会见到当时太子李诵的,他就是后来主张革新的唐顺宗。在太子李诵身边,有一个侍棋的叫王叔文,浙江绍兴人。由于刘禹锡和王叔文均是太子下面的属官,所以两人开始相识了。

  夏日的一天,刘禹锡刚从崇文馆校完书外出小憩,见王叔文正匆匆于门前路过,他连忙向这位比他大20岁左右的朝官作了个揖,向他请安。

  王叔文看着眼前这位*倜傥的年轻官员,便停步不前。刘禹锡常常将读书中的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见刘谈吐不俗,便顿增喜爱之意,很愿同他交谈。

  王叔文同刘禹锡寒喧几句后转入正题,说:“我刚才正同太子讲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事,秦有了商鞅,上承穆公之基始,下启昭襄之帝业,移风易俗,民富国强。可是现在国家正处在存亡危急关头,四夷蠢动,内乱不息,天柱动摇,地坼山倾。唉,若要有商鞅再世,我们大唐政权就有救了。”

  刘禹锡望着王叔文脸上那刀刻一般的皱纹,听着他那字字如诉的言词,他那颗年轻的心也跟着跳动起来了。

  “对,一定要为大唐的中兴尽力!”刘禹锡心中默念道。

  贞元十二年(796年)八月,刘禹锡于京师接到一封扬州寄来的急信,打开看后,突感两眼发黑,一阵眩晕,原来这是封报丧的书信,是由扬州府的一位朋友寄来的。信上说,刘禹锡父亲刘绪因病势日重,不得已只好罢职返回苏州宅第,没想到只行到扬州,便卧床不起,不多天便一命呜呼。

  刘绪在苏州府担任作为浙西都团练观察使的王纬的幕僚共计七年,直至贞元十年(794年)朝廷加王纬“御史大夫兼诸道盐铁转运使”的官职,去润州(今江苏镇江)上任时,刘绪也得到一个“盐铁副使及殿中侍御史”的头衔,“主务于埇桥”。刘绪的主要职分是捕私盐贩子,兼了解各地市场的物价,并及时向上司汇报。刘绪一生久为幕僚,直到晚年才得到这样一个颇受器重的官职,便拖着一把老骨头前去上任了。埇桥位于徐州以南,既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同时也是私盐贩子贩运私盐的必经之地。唐朝政府视盐务收入为国家财政命脉,每年须靠它收取大量利润。对私盐贩运若不加以严查,将使国家财税受到严重漏失。刘绪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兢兢业业,勤勤勉勉,不敢有丝毫松懈。上任才几个月,截获了好几伙数额颇巨的私盐,得到上司的嘉奖,但身体却垮得更厉害了。先是不断咳嗽,又见痰中有血丝,人即刻瘦得有点儿脱形,但刘绪依然日夜操劳,事事亲临,一心扑在职务上。

  刘禹锡曾在埔桥住了月余,以汤药调治父病,看看稍有好转,才不得不含着热泪恋恋不舍地告辞父亲,北上长安的,不料此行竟成了与父亲的永别。

  刘禹锡面对这噩耗,不禁痛哭失声,泪流满面。虽然他内心对父亲的病故是有所预感的,但没想到事情发展竟会这么快。本来刘禹锡是个懂得医术的人,他几次为父诊治,早就怀疑父亲得的是肺膈病,也就是肺癌。“风痨臌膈”历来是医学最为棘手的顽症。风即中风,即脑血管病,痨指肺结核,臌指肝腹水,膈指肺、食道及胃部的癌症,这些病即使是名医孙思邈再世也都束手无策,孙思邈曾对卢照邻的风病一筹莫展。所以,刘禹锡为父亲开过的一些方子不过只是拖延时日而已,哪能使他痊愈?

  刘禹锡匆匆赶到扬州友人府中,抚着父亲的灵柩放声大哭,悲痛至极。父亲一生均为下层幕僚,前年刚刚得到一官半职,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才上任二年就魂归西天,连苏州都没有返成,更不用说叶落归根,再回洛阳故居了,想到这里刘禹锡又泪下不绝了。

  刘禹锡当晚便写了一篇悼文,将父亲一生的理想抱负及坎坷经历一一叙出,其中特别是提到权德舆曾在给刘禹锡的一封信中,赞扬其父刘绪有“万石君之遗风”,在悼文中称其父既为慈父又为严父。说起“万石君”,此人乃汉朝人,姓石名奋,为朝中大臣,有四子。他教子有方,既慈又严。四子后来均官至二千石,再加上其父官位也是二千石,所以景帝就赞扬他一家加起来为“万石”,称石奋为“万石君”。他教子之严是有名的。据说有次幼子犯了错误,他便自责有过,不吃不喝,以此自惩。权德舆认为刘绪在教子方面也同石奋一样,既慈又严,且将来刘禹锡前途一定更加辉煌,所以才以美称“万石君”赞刘绪。 

  刘禹锡的祖上世居洛阳,其祖坟也在洛阳。他原先是准备将父亲归葬洛阳祖坟地的,但派人去洛阳同祖母联系后,带来祖母的意见是:祖坟地形状狭小,恐难再次葬人,不如另择他处。刘禹锡便改变主意,将父亲葬在荥阳的檀山原,好在那里离洛阳也不远,丁忧居家时,随时可去坟上看看。

  刘禹锡丁忧之初,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母亲卢氏从苏州接来洛阳。母亲原本是范阳人,因遇安史叛乱才随同父亲逃难到南方来的。北人不惯南方水土,虽南居已有四十余年,现今已是六十五六岁的人了,数次向儿子要求重回洛阳。刘禹锡便亲返苏州,将母亲卢氏接回,让她同祖母一同居住,两位老人也好有个照应。

  刘禹锡在洛阳居住的房子,可谓“陋室”。此室位于洛阳故宅的后园东侧,室虽小,环境倒十分清幽,四周芳草丛生,青苔连绵,所见皆为绿色,映入眼帘之中,尤能沁人心脾。

  刘禹锡居住在陋室中,每天读书练字,但因为父守丧礼制所定不能写诗,所以几乎辍笔。但在贞元十二年(796)八、九月间丁忧时期,他写了杂文《讯 》。这篇文章借自己同流亡农民的交谈,表达了他对当时弊端的不满,以及希望实现政治改革的意愿。从中可以看出刘禹锡后来加入“永贞革新”队伍的思想基础。

  事情是这样的:刘禹锡由扬州北上,“过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旷增增,扶斑白,挈羁角,赍生器, 荷农用,摩肩而西。仆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毫人、颖人之道者,今 复矣。’”刘禹锡路过徐州时,目睹很多流亡的农民扶老携幼返回故里,看见有许多农民,结队蜂拥着朝西行进。

  刘禹锡的仆人告诉他说:“这些都是宋、汴、亳、颍等地的流亡农民,现在已欲重返家园了。”

  刘禹锡有些惊讶地向流民们发问:“听说你们所去地方的新官名叫董晋,他上任不过月余,你们对他了解吗?是听到有什么招抚流民的文告颁发吗?有什么减免赋税和劳役的条例发布吗?有救灾赈灾的实施方案吗?原来的那些如同耗子一样的贪官污吏逃走了吗?那些像疯狗般的地方军阀被撵走了吗?”

  流民们一齐回答刘禹锡说:“您所说的这些,一项都没有听说过。不过董晋节度使他的驻地是汴州,那里是我们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中心。他过去当宰相时,能够统一政令使农民安定,现在一定会用仁慈的办法来解救我们。他的助手也曾在京城里打击豪强,必定也能用法令来保护我们。我们就根据这两条理由回来了,能在他管辖的地区生活,这已是我们的福分,、何必再要等到看见事实的那一天呢?”

  董晋在德宗贞元五年至九年任宰相,后调东都留 守,贞元十二年七月,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 军节度使、宋毫颖观察使。董晋到达任所沛州刚过一个月,过去流亡在外地 的农民就争先恐后地赶回家乡。而他们并没有听到汴州有奖励回乡生产的文 告、有减兔赋税和劳役的条例、有救济和补助流亡农民的办法,但他们听说 新任命的节度使在过去当宰相的时候,能不烦扰人民,统一法令,这次来汴 州一定能减轻赋税负担,解除百姓的痛苦,“必能以仁苏我矣”;他们还听 说董晋的属官曾经主管过京兆尹所属的县份,能够惩办那些欺压人民的豪 强,现在一定会用法令来保护百姓,“必能以法卫我矣。奉斯二必而来归, 恶待事实之及也!”因此,这些过去流亡在外地的农民是信奉上面所说的两 项必然的推断而回家乡去的,何必要等看到事实呢?对于这件事,刘禹锡深有感慨:“行积于彼而化行于此,实未至而声先驰,声之感人若是之速欤!然而民知 至至矣,政在终终也。。。。。。民黠政颇,须理而后劝,斯实先声后也。民 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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