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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瓦还散发了上面写有卡斯特罗“自我辩护”修正稿的传单，并以此作为革命的政治纲领。他在狱中悄悄写着这篇重要文章，并通过秘密渠道分期分批送出监狱，完稿时他将这篇文章定为《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这篇文章部分文稿作为传单散发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4月22日，在古巴的雨季来临之前，一些教师和中学生要求到监狱去见一面卡斯特罗，哈瓦那北区法官瓦尔多·梅迪纳律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当他带着他们来到卡斯特罗和他战友们所在的监狱门口时，监狱负责人蒙特亚诺斯中尉拒绝他们的要求。但在律师的一再请求下，蒙特亚诺说：“你的朋友们去见其他人，只有你去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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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阅读与思考（4）
当律师见到卡斯特罗时，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有人来访，十分高兴。律师看到他的四周都堆满了书籍，中间像一个被书围成的小岛屿。这些堆积的书中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芬兰总统卡尔·曼纳林的《自由、政权和民主计划》、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波赛的《权力哲学》、秘鲁作家马里亚特吉的杂文、原危地马拉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讲演集、作家卡多萨·阿拉贡的《回到未来》等等。这给律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之后，使卡斯特罗感到兴奋的一件事，是他见到了儿子，儿子已经渐渐长大了。另外，由于他的岳父任交通部长和内兄在政府情报部门担任要职，监狱对他的监管放松了许多，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他有对付一切磨难的坚强意志。然而，监狱的状况仍很糟糕，他的心境很坏，这是多么难以诉说的心境啊！他在6月12日致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的信中对此诉说道：“亲爱的兄弟，可以说只有某囚犯在我牢房前死亡而被草草埋葬时，我才得到一位伙伴……有时会出现被秘密绞死者、离奇的暗杀……但我看不到他们，因为我的牢房门前有一块2米高的木板，使我无法看到任何人，不论死的还是活的。难道允许我与死尸作伴是一种慷慨吗！……”
卡斯特罗在信中继续用深沉的笔调写道：“我被关在这个牢房已经4个月零1周……起初他们说是4个月，但他们的意图是让我永远在这里待下去……然而，我不知道何时我才能获得战胜自我的力量……我相信你应该加入米尔塔、我的姐姐利迪娅、梅尔瓦、艾德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所在的委员会，以便走访报社和广播电台的社长、台长，亲自把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请求合作……作为一个人权问题……《波希米亚》的干预将是决定性的。好的文章会感动任何人，而文章的作者可能是你、蒙塔内尔或者马尼亚奇……律师协会的态度十分软弱。你们应该走访军事学院的教授米罗·卡多纳，还有阿格拉蒙特，要求学校予以更有力的合作……大学生联合会由于其本位主义利益和斗争表现很坏。不过，你可以说服它要为反对一个空前的非正义而斗争，为它献出全部热情……我完全孤独地熬过了3000多个小时，除了极短的瞬间与我妻子和儿子在一起……再加上在圣地亚哥同样条件下的3个月……对你的热心，待我获得新生后回报你的雪茄……兄弟般的拥抱。”
对于狱中的一些情形，他还在6月20日致米尔塔的信中诉说道：“米尔塔，我仍没有照明，他们不允许有蜡烛。夜晚不只是黑暗和孤独，还有连连的雨水。傍晚，开始不停地打雷；然后，闪电不间断地切割着夜的黑暗，从窗户照亮牢房，在地板角落里描绘着图画。几秒钟后便是倾盆大雨。风卷着雨水从窗格流进来，肆无忌惮地浸湿一切。我用布盖上小箱子，全力保护着书籍。但是床铺却喝了个饱，地上成了水洼，冰凉、沉重的空气拥抱了一切。潮湿、寒冷浸透了骨骼，我在角落里以无限的耐心等待着……”
卡斯特罗在狱中遭受磨难的同时，除了阅读就是思考，因为阅读和思考使他感到充实，只有阅读与思考才能使他忘却狱中的境况。另外，阅读和思考也使他的革命思想更为成熟，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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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奇文婚姻危机（1）
就在卡斯特罗在狱中积极推动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古巴国内的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巴蒂斯塔的军事摧残，各党派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因此巴蒂斯塔顺利被选为总统。这时，古巴交友会阵线和新闻集团，如《海军报》、《国家报》、《前进报》、《自由新闻报》、《警觉报》、《世界报》和《波希米亚》杂志纷纷与巴蒂斯塔政府展开对话，提出寻求新的出路。另外，真正党人和国内外正统党人也发出不同的声音，并要求巴蒂斯塔辞职，恢复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巴蒂斯塔决定采取取消新闻检查和赦免###措施，以此削弱反对派的对立情绪。首先被赦免的有加西亚·巴尔塞纳斯教授和流亡墨西哥的原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这时，真正党人和正统党人主张用武装起义反对巴蒂斯塔政府，而且由此走上了公开联合的道路。
鉴于形势发生的变化，卡斯特罗在狱中迅速做出反应，决定派梅尔瓦前往墨西哥与劳尔·马丁内斯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联络，希望能与他们建立联合战线。但是，他在1954年6月18日致梅尔瓦和艾德的信中，又对此强调指出说：“这个组织对我和‘运动’的态度是这样的：7月26日以后，不承认我们，排斥我们，破坏我们，瓦解我们的成员，向他们灌输谣言……吹嘘他们几百万财富的优势；26日期间和以后的时间，妒忌我们，批评我们，攻击我们，甚至说我们与巴蒂斯塔一样搞政变；法庭宣判后，封锁我们，使我们在与诬蔑、罪恶、贫穷的斗争中孤军奋战……我希望向在墨西哥的人表明这一切。……蒙特利尔条约是正统派的一个致命错误，因为与昨天不可调和的对手进行了联合……承认11月1日的选举是推翻现政府的合适道路就等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利用正统党创始人的名义追逐个人利益，参加一种没有直接投票、搞独裁游戏的舞弊选举，这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卑劣行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我们应保持‘运动’的独立性，就像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所做的一样……”
不久，梅尔瓦从墨西哥回国，并将那里的情况，尤其是“效力于普里奥的人员”正在抓捕流亡到中美洲的“七·二六”成员的情况报告给了卡斯特罗。另外，她还弄到原总统普里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的手下人打入“菲德尔组织”，进行分裂活动。这样一来，要联合这些人已经变得不可能。
1954年6月间，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卡斯特罗终于完成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对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稿写成后，卡斯特罗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将原稿送出监狱，其中之一的方法是，据路易斯·奥兰多·罗德里格斯回忆说：“取下雪茄烟的外包装，在极薄的纸上用极小的字体书写，然后把雪茄重新包好……接待完来访者，客人走时嘴里总叨着一支雪茄，有时还冒着烟，但都清楚地知道何处熄灭雪茄而不损伤文章和寻找机会交出雪茄。许多人来时也吸着烟，我们进行调换，很明显走时带出了文章……不是全部，但大部分文稿是这样传出去的……”
卡斯特罗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开篇便揭露道：“诸位法官先生，这里所发生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带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诬蔑的人的道义信念。这样，在剥夺了我的一切之后，又剥夺了我作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权利。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执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检查的时候。现政权该是犯下了何等骇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随后，卡斯特罗用犀利的笔调揭露了腐败当局对人权的侵犯，他写道：“我应该强调指出那些军事首脑们一向对你们所持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更恶劣的是，在这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线，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最起码的荣誉问题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出庭了。他们做出了那些傲慢不逊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践踏法律——把我们送进监狱，他们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愿武器顺从袍服’这句拉丁谚语在这里一次也没有实现过。我要求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他还在文章中用更具锋芒的笔调写道：“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原告结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凶残的走狗们会遭到人们的判决的话，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被送往皮诺斯岛，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绕在人们耳中。他们被带到那里，离乡背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绝在社会之外，在苦狱中磨灭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们不认为，正像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对于履行他的使命来说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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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奇文婚姻危机（2）
卡斯特罗继续写道：“经过这些卑污和非法的阴谋以后，根据发号施令者的意志，也由于审判者的软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医院这个小房间里，在这里悄悄地对我进行审判，让别人听不到我的讲话，压住我的声音，使任何人都无法知道我将要说的话。那末，庄严的司法大厦又做什么用呢？毫无疑问，法官先生们在那里要感到舒适得多。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在这样一个由带着锋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围着的医院里设立法庭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可能认为我们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监禁了……”
他接着写道：“我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新闻检查却不许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片言只语。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听众是百来名士兵和军官。这样亲切地认真关怀我，太叫我感谢了！但愿整个军队都到我面前来！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急切地希望洗净一小撮没有灵魂的人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他们的军服溅上的耻辱和血的可怕的污点。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遥自在地骑在高尚的士兵背上的人们可够瞧的了！……当然这是假定人民没有早就把他们打倒的话。”
关于当局对他人生最基本权利的打压，他写道：“最后，我应该说，我在狱中不能拿到任何论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这是一位律师——为我的同志们辩护的英勇的包迪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博士刚刚借给我的。同样，他们也禁止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来，监狱的检查当局也许认为这些著作太富于颠覆性了吧。也许是因为我说过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谋的缘故吧。”
卡斯特罗在文章结尾写道：“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述，让我可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7月26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问题吗？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一念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问题，讨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