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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经过概要》，第 9—10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 民党中国》，第 41—49 页。
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
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 １．５ 英里长
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 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但是，当 ８
月 １３ 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军队约
有 ８ 万，日本军队只有 １．２ 万。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
本人赶进黄浦江。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
线扩展了；中国军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炮，猛击
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在三个月的
作战中，大约 ２７ 万中国军队——整整 ６０％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
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②日本人的伤亡超过 ４ 万。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
民也遭屠杀。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１１ 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 ５０ 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
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
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
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１３ 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
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
“南京大屠杀”。在 ７ 周的暴行中，至少有 ４２０００ 名①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
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②中日战争已经
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 １９２７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
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
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
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
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 １９３５ 年晚些时候开始，反
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
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
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１９３７ 年 ２ 月他撤换了据
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
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
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
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
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１９３５ 年 ８
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
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①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 年》，第 198 页。
① 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 30 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
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01 和 199 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 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
暴行，1937—1945 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 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 293—296
页。
① 吴相湘：《1935—1945 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48 页。事实上，早在大约
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
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
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
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
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
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
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
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
标。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
（１）镇压反日活动；（２）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
的亲善关系；（３）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义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
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
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
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
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
性。他们记得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
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①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
野心。这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
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 １２ 月 ２ 日，蒋政府也不同意
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
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 １１ 月建议的基
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 １２ 月 ２２ 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
——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
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②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
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
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
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
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
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1932 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2
册，第 914 页。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 37—72 页，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
《抗战建国：1937—1943 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 230 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 53、75、124— 125 页；布托：
《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09 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 年：通敌政治》，
第 53 页。
② 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 68—82 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第 354—378 页。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
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
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
如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
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
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
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
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
徐州于 ５ 月 １９ 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
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①
日本人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
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
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
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
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
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
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 １１ 个大城镇尽成
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
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
树木顶端的枝桠。①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
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②他们多数享有地方
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
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
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
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夺取这座
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
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
焦土政策导致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0 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
珍珠港事变》，第 146—168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 354—356
页。
①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177—178 页；柯乐博：《20 世纪的中 国》，第 225 页；劳伦
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 104 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 325000，甚至达 440000，
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 3 卷第 3 期（1947 年 9 月 13 日），第 22 页；《密勒氏 评
论报》第 105 卷第 12 期（1947 年 5 月 17 日），第 319 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
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
的战争》，第 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 119，2781 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
1947 年 3 月 31 日止》，第 4 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167、201、205 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 年》，
第 139 页。
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
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
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
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
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
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