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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55—58、81—89、145—152 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 29 卷第 4 期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年
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 ３０００ 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 ２０００ 名参谋接
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
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
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
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 １９３７ 年的
８０％降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２０％。①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
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
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 １８—４５ 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
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
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
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
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
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
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
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
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
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
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
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 １００ 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
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
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
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1970 年 8 月），第 844—847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
第 184—185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167 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49 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 348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369—370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 33—37 页；林沃
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0，1943 年 8 月 14 日，附件第 2 页；兰登致国
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22/1144，1944 年 7 月 1 日，
第 2 — 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7 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 11 卷第 2 期（1967
年 8 月），第 90 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 1867283 名新兵。（国
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 1978 年 7 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 293 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
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
文件估计，至少有 1400 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 140 万（见
蒋梦麟：《新潮》，第 91 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
的力量？》），《民主评论》第 1 卷第 7 期（1949 年 9 月 16 日），第 6 — 7 页。蒋梦麟：《新潮》，第 90—91
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 3 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36 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 年 4 月—10 月），第 113 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
缺。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
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
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
每个士兵发给每天 ２４ 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
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
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
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
一位美国专家 １９４４ 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 １２００ 名士兵，他发现 ５７％
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
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
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
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
柳病也很普遍。②
１９４５ 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
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
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
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
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
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
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
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
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
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 ２０００ 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
约为 １７００ 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 １５０ 人就有一名医生。
另有 ２８０００ 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65、243 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
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 年 9 月 14 日函，附件第 2 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
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559，1943 年 11
月 5 日，函内附件第 4 — 5 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36—138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
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 3 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
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2，1943 年 12 月 4 日，第 1 — 2 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45 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 年》，第 60 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 5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 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
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
史实，1941—1945 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9—140 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
题》，第 44 页。
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
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
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
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
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１９３８ 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
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
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
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
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
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
较好的部队，１９４２ 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 １．１
万人中有 ６ 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
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
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 １９４３
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 １ 万人的师每月 ６００ 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
论：在 ８００ 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
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②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 236 页。
③ 法默：《上海成果》，第 137 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 年》第 65 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
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 3 页，附件第 5 页。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
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
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
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
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
１０ 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
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他们曾经鼓
励第二次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而且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
民党人。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 １０００ 架飞机，２０００ 名“志
愿”飞行员，５００ 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
额为 ２．５ 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３％）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
到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 １９４１
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
中国共产党人的。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
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①
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战争第一
年，法国提供了一笔 ５００ 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