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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 １２０００ 人，但几个月后才达
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
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
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
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
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
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
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
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
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
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
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
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１）日本的战略进攻；（２）
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３）战略反
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
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①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
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
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
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
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②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
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
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
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
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③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
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
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
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182 页，《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② 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 区。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5 页。
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
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
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 １９３８ 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
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 １９４２ 年或 １９４３ 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１９３５ 年 ８
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
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 ４ 章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
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
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到达。但是张无法
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
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
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
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
到 １９４５ 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 １９３８ 年春利
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①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
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
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 １９３８ 年秋召开六中全会
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
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
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 ４ 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
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
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
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
南同志。１９３７ 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
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①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
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
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
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
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
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
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
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
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① 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 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 年）》，《中国季刊》第 61 期（1975 年 3 月），
第 77 页。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
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
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
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
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
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
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
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
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
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
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 １９３６ 年年中，斯大林的
地位明确以后 ６ 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
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 １９３６ 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
了（在 １２ 月 １２—２５ 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
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
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
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
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
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
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
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
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
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
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
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
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
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①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
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
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
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
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 １９３８ 年的头 ６ 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
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
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
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②此后，
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
② 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① 《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72 页以下。
① 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 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
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第 418 页。
② 《解放报》第 36 期（1938 年 4 月 29 日），第 1 页，声明是在 1938 年 3 月 11 日 写的。
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③他也号召
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
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
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①王明不是投降派，但
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
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
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１９３７ 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
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
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
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
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
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
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
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
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
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
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
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
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
政府于 １９３８ 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