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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
（２）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
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
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
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３）在不同程度上受
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
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
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
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
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
乱的图 １４，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
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
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
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
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
①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 1939 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来源：陈永发前引论文，第 2
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124— 132 页。
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
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
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
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
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
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 １９３７ 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 ３００００ 余名成员的 ２００
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①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
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
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
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
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
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
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
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
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②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
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
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
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
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
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
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
匪”。③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
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
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
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
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
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
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
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
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
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作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１）不要轻率行动。（２）严格遵守纪律；
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３）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
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４）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
助他们赶跑敌人。（５）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
他们。（６）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
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７）努力分化
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８）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９）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 5 卷，第 42 页。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6 页。
③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 45—46 页。
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
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
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
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①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
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
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
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
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
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
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
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①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
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
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
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
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
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
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
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
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
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
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
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
（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１９４１ 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
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
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
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
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
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
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 48 页。
① 曲直生：《抗战纪历》，第 37 页。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1 页。
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②事实上毛、
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
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
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１９３８ 年 ５ 月，他坚持根据
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③当这些领导人
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
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
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
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
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
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
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
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
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
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
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
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
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①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
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
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
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
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
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
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
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
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
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
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
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彰的地主
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
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
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
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
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
②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 年》，载鲍大可
编：《中国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