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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
无以自足的。②这篇文章发表于 １ 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在国民
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
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
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
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
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
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
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
如他在 １９２６ 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４
亿人中的 ３．９５ 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 １００ 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
② 《一大前后》，第 212—214 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61—174 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 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79—280 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
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 9 期（1983 年 1 月），第 1—16 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
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 1982 年 9 月 10
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
治周报》第 4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第 10—12 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 9—15 页。事实上，毛泽
东早在 1910 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
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
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 年第 1 期，第 176 页。
“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 ４００ 万。①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 １９２６ 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
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
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
的概念只是在 １９５１ 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 １９２６ 年初就承认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１９２６ 年 ９ 月他竟为农村
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
来。③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
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
别注意，因为自 １９２５ 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
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
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
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
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
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
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
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
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
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
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
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
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
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
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
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
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
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
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
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 第 148 页。这篇文章
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 1926 年 2 月写的文章中采用 的数字相同。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0 页。
③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9 页。关 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
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 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
录。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6 页。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
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
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
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
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
色。①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
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
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
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
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
有走得如此之远。他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
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
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 ９ 月的立场。把当时
革命成就的 ７０％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②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
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 ９ 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
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
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
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
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
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
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
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
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
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
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
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
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
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6—17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11—21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 页。
党、军人和群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
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 １９２３ 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
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
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
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
别是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
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
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
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
行“三民主义”。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
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
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
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
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
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 １９２６ 年初，
他仍相信中国的 ４ 亿人口中有 ３．９５ 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
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 １９２７ 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
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
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
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
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
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
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
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
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
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 １９２７ 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
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