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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个别的条款，产生了有关中国的两个条约和九项决议。英日同盟结束，四
国条约（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没有任何军事条款，只承诺进行
磋商。海军限制条约同意英、美、日舰队的比率为 ５∶５∶３，这会把日本封
① 见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托马斯？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 议》；入江昭：《帝国主
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第 866—868 页；和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 究》第 2 卷。
闭在它的领海里。关于中国，列强最后同意单独召开一个目的在于废除治外
法权的会议。关于关税事务，鉴于中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困难，主要目标是增
加中国政府的岁入。同时有一个条约准备修改关税税率，倡议将来召开会议
修改整个关税体制。最重要的是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６ 日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它把
严格的和具体的关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条款结合起来，并反对关于中国
铁路的不公正待遇。从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到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４ 日，日本和中国通
过直接谈判解决了山东问题，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以前德国的胶州租借
地归还中国。日本从山东撤回所有军队。青岛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胶济铁路
及所有财产移交中国。
华盛顿会议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没有提供实现的方法。中国的主权
仍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损害，部分是因为中国在 １９２２ 年分裂为北京和广州两个
政权，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府能行使主权。同时，苏联和德国被排除在新体系
之外。初看起来，主要的实际结果是消极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扩张已被压回 １９０５ 年的边界。列强的扩张已被放弃，但只是由九个签字国而
且只是在纸上被放弃的。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华盛顿列强”——特别是美、英、日
——成功地结束了敌对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终于正在严肃地采纳在远东合
作行动，把动荡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在这一点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
看作与战后欧洲的发展相仿佛，近来的历史学家已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在表面
仇恨下的国际主义合作的模式。“非正式协定”一词适用于战后英、美中东
关系的模式，也许也适用于华盛顿会议后的东亚事务。的确，没有固定的机
构来推行集体行动；但三国选择了以协定代替敌视，并以合作的竞争代替单
方面的或个别的行动。①
人们对华盛顿会议时期的说明，大概最后以其对 ２０ 年代的看法为转移，
或者看作短视和失败，为以后 １０ 年带来灾害的 １０ 年，或者看作一个认真致
力于重建国际秩序的时代，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按照后一观点，这次
会议代表了对远东新秩序的一种探索，与在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类似探
索是平行的。于是，中国外交事务的历史作为争取规定全球体制以保证国际
安全和国内稳定的一章而呈现其意义。
华盛顿会议体系应当成为这样一种体制。不幸的是，它从来不可能稳定。
首先，中国的政治和财政动荡威胁着它。甚至当 １９２２ 年会议闭幕时，西方和
日本宣布中国正处于政治崩溃的边缘；北京政府不再能发全薪给它的官员；
教师的薪水已欠了几个月；不能开课；北京市场状况急剧恶化。政府财政看
来无法修补，内阁五次更迭。
然后在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津浦铁路的蓝钢皮快车在临城受到了一千多名
土匪攻击，①土匪杀死了一些中国旅客，并带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约 １６ 名外
国人，其中一名妇女属洛克菲勒家族。北京政府惊慌失措，命令释放外国人
质。最后土匪在 １２ 日释放了人质，但这使每一个人想起北京政府软弱无能。
外国政府共管中国的争论又被认真地提出来了。如果一个政府不是作为徒有
① 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第 1 章；乔恩？雅各布森：《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 新国际史吗？》，《美国
历史评论》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 页；迈克尔？霍根：《非正式协约》；伊恩？尼
什：《英日疏远，1919—1952 年》。
① 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东方研究杂志》第 10 卷第 2 期（1972 年 7 月）。
虚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为列强愿意承认它这样。因为列强需要一个
中央政府来偿还中国的借款，就外国的新利益进行谈判，并按照国际法处理
各种事务。如果没有一个沟通它们利益的主渠道，列强将不得不与大量地方
军阀分别谈判。因此，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是一种嘲弄——实际上只不过
是一种虚构——但它是由列强扶持的。尽管政治动荡，它们还是在 １９２５ 年召
开了一次特别关税会议，按照华盛会议协定来讨论修订关税。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及其共产主义同盟者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
恰好同时，他们谴责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的共谋，并要求把全部主权无条
件归还中国。同时军阀与外国的勾结正一浪高过一浪，张作霖和段祺瑞与日
本的关系，吴佩孚和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冯玉祥和国民党与苏联的关
系就是例证。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在华盛顿会议列强已筹划逐步改革，在将来某一时间废除条约体系的方
面，苏维埃革命更加积极地接近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列宁很早就陈
述了落后国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观念。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真
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短文。列宁的主要观
点可做如下概括：（１）垂死的欧洲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
而且，欧洲资产阶级是唯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死敌。（２）这些资产阶级政府
联合亚洲中世纪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统治亚洲殖民地。其结果是殖民地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殖民运动推进了这些亚洲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因此，
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
因此，列宁相信欧洲的无产阶级与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能结成同
盟。同样的观念鼓舞约瑟夫？斯大林在 １９１８ 年写下了《不要忘记东方》。这
一思想在 １９２０ 年莫斯科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被具体采纳。落后的殖民地民
族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这就是说，他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
旗手。但在某一阶段，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产阶级的压迫
者。大会同意只有在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时，落后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运
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
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待它。下一个是中国。大约
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莫
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
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①革命工
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
度。列宁在 １９２０ 年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
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
切可能。（斯大林在 １９２４ 年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
因此，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
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
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
人，即反对革命的俄国军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此外，甚至北
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
内，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
来确有希望。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
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
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然后
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
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
① 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 优林到越飞》；和梁肇庭：
《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
紧接的后五四运动时期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高潮，这项宣
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
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１９２２ 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
讨论恢复外交关系。（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
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
子，并于 １９３７ 年自杀①。）接着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
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 １９２４ 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
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
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
织中国的革命力量。②１９２０ 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
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
往上海会见陈独秀。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
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
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１９２２ 年 ８ 月，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
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③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
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
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①
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
果于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制度不
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 ２ 月再次被邀请到广
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８ 月，
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
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 １１ 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
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 １９２４ 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
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
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选为由 ２４
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 １７ 名候补委
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 １９２３ 年到 １９２７ 年中
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
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
① 越飞自杀时间应是 1927 年——译者。
②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