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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
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
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
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２ 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１０ 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
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
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
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
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 １８９４ 年组织兴中会，
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
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
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１９２４ 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
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
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
望”。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
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 １９２６
年的仅 １５ 万人增至 １９２９ 年的 ６３ 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
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
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
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
构成状况在 １９２７ 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
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同中国共
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
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
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
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
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
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
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
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
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
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
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
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
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 １９２４ 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
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
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
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
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
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 ８０％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
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１９２９ 年 １／３ 国民党员年龄在 ２５ 岁以
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寄居欧洲，并且至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0 页。
② 《晨报》，1928 年 1 月 11 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 2 期（1927 年 10 月），第 102 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 133—199 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 331—333 页；阿
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 1 卷第 1 期（1975 年 1 月），第 57—59
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4 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 1 万人。见江
上清：《政海秘闻》，第 72 页。
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
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１９２８ 年 ５ 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
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 １．５ 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 ９ 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
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
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
１９２８ 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
在 １９２４ 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
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１９２８ 年，陈
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
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
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
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
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
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
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
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
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
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
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
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
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
以，紧接着蒋介石于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
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 ２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
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
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
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
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
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
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
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68—73 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 140—152 页；陈公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78—190 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第 64—79 页；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
158—159 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
第 96—131 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
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１９２８ 年 ２ 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
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
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
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
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
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 １／４ 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
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
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
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
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 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
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
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
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
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
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 １９２９ 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
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
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
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
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
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
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
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
１８ 年后，在 １９４６ 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
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 27—29 页；《中华年鉴，1929— 1930 年》，伍德海编，
第 1163—1173 页；迈纳：《浙江》，第 64—79 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 158—159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 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 1170 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 年》，第 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
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