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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 １０ 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
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 ５０％至 ７０％的地租；
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
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
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
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
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 １０ 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
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
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
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
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
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
产恢复生机。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5 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 年》， 第 66、69 页；卜凯：
《中国土地的利用》，第 387 页。
②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 1934 年 4 月 1
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 1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89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217 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政府开支总额
不到 ４％用于经济发展。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
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 １９３７ 年所
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
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
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④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
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这一时
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
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 ６０００ 平方英里。１９３７
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
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
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②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
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 １０ 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
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农
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
农民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
因而猛跌，在 １９３４ 年下跌到低于 １９３１ 年水平 ５８％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
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
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金融萧条处
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
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１９３４ 年稻米收获量低于 １９３１ 年收获量的 ３４％；
大豆几乎下降 ３６％，小麦下降 ７％。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 １９３１ 年水平的主要农
作物。①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 １９３１ 年的 ２４４．３ 亿元下降至 １９３４ 年的
１３０．７ 亿元（时价）。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
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 １９３４ 年和 １９３５ 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
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
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
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
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
③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37、439 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
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 77 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 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 10 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 年》，第 235 页。
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 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 166 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3 期 （1935 年 7 月 1 日），
第 134 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 10、35、40 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90—194 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 ３０ 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 １９３５ 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 ２０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１９３５ 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 １０ 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１０ 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 １９３１ 年
到 １９３６ 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 ６．７％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 １０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９．４％；棉布增加 １６．５％；银行存款（按 １９２８ 年物价）增加 １５．９％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１９３６ 年生产仅高于
１９２９ 年的水平 ６％；而在美国和法国， １９３６ 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 １９２９ 年水
平的 １２％和 ２１％。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１９２８ 年中国发电量仅为 ８８ 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 ５００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 ８８００ 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68 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46 期 （1933 年 11 月 20
日）文章，第 4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10、396—399 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 119 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 84 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 年》，第 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 ３０ 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 １０ 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 ３０ 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Ｋ．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 １０ 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比 １０ 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Ｋ．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 １９２９ 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１９３１ 年，政府废除了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 １９３５ 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 １９２８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２３００ 英里——比 １９２７ 年轨长增加 ４７％。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 ７０％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Ｍ．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 １８２ 家华商
烟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