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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
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262 页。
③ 《明报月刊》，第 40 期，第 98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62 页。
④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45、249—251 页；《星
火燎原》第 2 卷，第 99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409—412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 203—205
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第 154—184 页。
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②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
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
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③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
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④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
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
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
出身。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
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
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
未组织过贫农团。③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
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
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
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
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
要的。④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党中
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①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
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
１５％。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②３１２５
户中就有 １５１２ 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
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③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
② 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95—196
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集》 第 3 卷，第 207—208
页。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23 页以下。
②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54 页。
③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223、257 页；《斗争》，1934 年 5 月 24 日；王观澜文，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21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2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211—212 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译者。
③ 《斗争》， 1934 年 5 月 26 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 年 3 月 15 日。
产 ３０７５３９ 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
的），并没收价值 ６０６９１６ 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 １９３２ 年到 １９３３
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 １５—２０％。⑤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
埃政府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发行了 ３００ 万元公债，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间发行了 １０００
万元货币，并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向人民借谷 ６０ 万担。⑥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
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
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
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①但自秋收起义失败，
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
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
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
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
与他们正在做的事。②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
实上，在 １９２８ 年和 １９２９ 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
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
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③１９２８ 年 ７ 月，两个国民党军官，
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
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④然而到 １９３０ 年，农民们表现出
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⑤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⑥１９３４ 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
３０％是工人，而 ６８％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 ７７％）来自中央苏区本身，
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 ４％。①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
④ 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 317539 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 年 1 月 26 日。
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360、368 页。
⑦ 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25 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 28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②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7 页；罗 荣桓文，《星火燎原》
第 1 集上册，第 139—140 页；《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57 —59 页。
③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465—470 页。
④ 方强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431—436 页；《红旗飘飘》，第 10 集，第 186 页；斯诺：《西
行漫记》，第 273 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 270 页。
⑤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57—59 页。
⑥ 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90 页。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 63—64 页。
起草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
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
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
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
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
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
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
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
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 １：３。事实上，这一比率在 １９３４ 年是 ２８％对 ７０％。④指
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
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
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
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
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
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
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的富田事件——在那
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
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
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
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
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
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
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
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
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
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 １９３０ 年约有 ５
万人。１９３１ 年增加到 １０ 万人以上，１９３２ 年增至 ２０ 万人，１９３３ 年增至 ５０ 万
人。在 １９３０ 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
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 １９３５ 年 ７
—８ 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 １９３７ 年辖 ３ 个师的八路军以及
１９３８ 年的新四军。③
②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39—140 页。
③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124 页。
④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40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4、453—254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8—69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309—310 和第 2 集，第 145—148 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
237 页。
③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 99—100 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1 卷，第 203 页。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 １９２７ 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
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 １９２８ 年六大的政治决
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
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
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
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
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
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
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