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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 国近代经济史》，第 3—14 页。
③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 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
的经济组织》，第 23—27 页。
益处。
官僚和商人的关系，可以在缓慢增长的稳定局面下达到相互有利。然而，
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没有法律保护，是商人
宁愿分散他们资产的一个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资本转为短期消费导向的贷
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级官吏放债得利，不坚持实施反对高利贷的法律。①
然而，当政府试图对此作更积极的或促成的作用时，问题就产生了。官僚政
治要实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营利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双
方行贿受贿会相互影响而破坏企业的基础。在 １９ 世纪末，清朝官吏创立图谋
自强的公司，显示非经济的政治及社会行为可能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很
快学会避免卷入其中。在 １９０４ 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妨碍了新政府部门与工商
业领袖的合作。在清末数十年间，政府缺乏财力提供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
资本。政府往往会扼制已参加合伙经营的商人和士绅，而且不能创立有利于
经济增长的财政及其他条件。②与之相类似的缺陷，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南京政府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甚至殃及一些无利害
关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蚕种和蚕丝生产方法的尝试受到阻碍，就是因
为政府既没有贯彻政策的手段，也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信任。
总之，技术因素与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强，使经济变革保持在有节制的
限度内，不能突破现有的平衡。变革正在发生，但是，由于缺少对农业成分
的重大改变（中国式的“农业革命”），那么，持续的商业化、资本在长江
下游的进一步集中，或与东南亚可观的贸易（即使在技术上非法）的增长会
很快导致经济的彻底改组，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主要的推动力
来自海外。
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历史学者都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作用，但
是，他们对这种作用的份量和时限，以及它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认
识并不一致。一类分析认为，外国人的活动在促进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工业
持续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外国工业在条约口岸提供了大型设备，起了刺激
中国企业的作用。贷款为交通、通讯、运输的现代化和建立重工业提供了资
本。外国人是新技术知识的来源。总之，中国需要外来的冲击以克服它的经
济的惰性，并集中必需的财力。①
反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另一些历史学者则争辩说，帝国主
义从鸦片战争时候起，就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进
口商品摧残了中国手工业，因而使农民陷于贫困，同时限制了国内市场。中
国商人被引入与洋行的外围的和依赖的关系；不平等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工业
发展。外国贷款和投资把赢利抽到国外，并导致对政府财政管理上的干涉。
① 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第 127—144 页。
② 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8 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第 95—124 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
在》。
① 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载珀金斯
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 19—48 页。
虽然中国除在条约口岸外，从未被西方外国人统治，但中国政府因畏惧外国
的武力侵占，不敢振兴现代工业。最明显的是，外国控制了中国关税，无法
用关税排除外国的竞争来保护本国工业。②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异看法，
认为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市场与资源，迫使弱小的未工业化国家陷入
依附关系，以保证输出它们的资源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使用。这种做法使
弱小国家的经济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既加重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
加重了世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更加
贫困。③
所有这些理论，特别是后者，似乎低估了先前中国本国商业发展的水平。
这些理论并没有说明，当对外贸易和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还很不重要时，外部
因素怎么能有这样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甚至在 ２０ 世纪，国内市场仍然没
有完全成为一体，许多农村经济仍然主要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进行生
产，虽然这个地域连接别处的市场。合乎常识的结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交互作用，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因时间、地点和环境而异。外国企业往往既
阻碍又促进中国工业，如在烟草工业中，促进了某些方面，却又阻碍了其他
方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主要依靠外资进行的铁路建设都有益于中国的经
济，尽管这些铁路都是在帝国主义的各种条件下修建的。①在农业产品仍在本
地消费的地区，对外贸易只有很小的影响。然而，要认识日益卷入世界贸易
可能产生重要的反响，这并不需要以一般的经济依赖为前提。１９ 世纪 ７０ 年
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出口贸易造成的对韩江流域商业的刺激，或者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至 １９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蔗糖的暂时短缺所引起的
广东海丰县甘蔗生产的短暂兴旺，②表明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大城市。随
着工业化的继续进行和对外贸易的日益增长，世界经济状况对中国重要地区
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对
于这种贸易和帝国主义冲击的矛盾心理，可以在研究得比较充分的棉织业和
生丝业中看出。
１９ 世纪中国本国纺纱业的衰落，被学者再三引用来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
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对农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然而，一概断言纺织品进口
及其后外国在中国的设厂破坏了农村手工业之说，并不能成立。详细的研究
表明，虽然家庭纺纱大多消失，但是，起而代之的是使用洋纱的手工织布。
②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 年》是这类观点的许多实例之一。
③ 关于不发达的一般理论，见 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种广义的理论出自沃勒斯
坦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 16 世纪欧
洲世界经济的根源》及后来发表的专著）。关于如何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简短意见，见小安格斯？麦
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 38 卷第 3 期（1979
年 5 月），第 535—540 页。有显著的迹象表明 16 世纪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例如，威廉？阿
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8 期（1977 年 12 月），第 1—33
页），但至今详细研究专著不多。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202—220 页。拉尔
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 年的中国铁路经济》系统地研究铁路的经济影响问题。
② 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 年》；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
义》，第 205—226 页。
而且，由进口供应纬纱之后，织机用的经纱仍由农民纺纱者生产。事实上，
手工纺纱在不同地区是在不同时间衰落的，农民家庭能有相当长的时期进行
调整。①手工织布能继续成功地同 ２０ 世纪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行竞争，因为
即使价格已经下跌，农民家庭仍能利用他们的剩余劳动获利。而且手工织布
推广到新区——例如清末推广到浙江省中部和民国时期推广到中国的西北及
西部地区——表明国内需求的扩大和机制纱的渗透。总的说来，织布大概比
纺纱更能获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可以大大提高许多农民的生活水
平，尽管它或许降低了更多农户的家庭收入。
这种总的长期景象，掩盖了地方短期衰落和混乱的情况。纺织品的进口，
最初损害了城市化的珠江三角洲高度发展的纺织手工业。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国手工织布（南京大布）出口大减，进口洋纱的市场成长起来。织布工和
纺纱工都受到损害，１８３１ 年洋纱进口骤增，激起了纺纱工带头的抵制。结果
纺织工人从纺纱转向织布，但失业助长了对洋人的敌意，社会的分裂助长了
太平天国的叛乱。②在广东沿海偏北的海丰县，手工纺纱一直继续存在到清
末。手工纺纱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１９１０ 年之间绝迹以后，手工织布仍继续处
于生产状态。但在 １９１８ 年之后，现代织布厂在海丰代替了家庭织布。地方总
的纺织品生产或许扩大了，但农民家庭生产者转变为工厂的工资劳动者，却
产生了使人不安的社会－政治后果。①连在 ２０ 世纪家庭织布最兴盛的地区，家
庭织布也不是稳定的职业。在华北，织布业趋向集中于相互竞争的中心点，
经历了 ２０ 世纪最初 １０ 年到 ３０ 年代的繁荣和缩减的阶段。直到 ３０ 年代世界
经济不景气之前，织布业的波动，更多的是由这种地方竞争和本国市场状况，
而不是由直接的外国因素引起的。后来日本占领满洲，限制了织布业市场，
并加速了华北织布业中心的衰落。②于是，纺织工业的扩大导致各种各样由增
长、竞争和国际市场运动引起的经济波动。这样的变化可能瓦解农村自给自
足的模式，使得手工生产成为农户更加难于预计的收入来源，而农户必须弥
补其农业收入之不足③
清朝最后 ７０ 年长江下游丝绸生产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了对外贸易不断
扩大的冲击。④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末期，生丝出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使那里的
生丝出口在 ５０ 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迅速扩大。国内市场的阻塞，以及内务
府织造局生产的降低，可能使更多的生丝用于出口。在 ６０ 年代初期，太平天
国叛乱破坏了长江下游丝产区，造成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年生丝出口大减，并导致这
①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174—186 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
《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2 期（1974 年 12 月），第 4—13 页。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82、87—88 页；陈明 ：《劳工与帝国：1895—1927 年珠江三角
洲的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第 11—12、367 页。
①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31—241 页。见本书第 6 章（比昂科著）。
②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 188—189、192—201 页。
③ 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59 页；马若孟：
《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④ 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
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 79—108
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 年》，《中国研究所集
刊》（香港中文大学）第 9 卷第 2 期（1978 年），第 380—426 页。
１０ 年剩余年份的生丝出口恢复颇为缓慢。１９ 世纪余下的年代，外国经济对江
南经济的冲击，反映了太平天国叛乱的破坏和国外对生丝需求坚挺之间的这
种关系。大约到 １８７０ 年，桑树已重新栽植，蚕丝生产恢复。但旧的丝织中心，
由于蚕丝生产大量地面向对外贸易而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对外贸易使蚕丝生
产较其他农产品增长更为迅速，并说明了这一地区从太平天国叛乱中迅速恢
复和清代最后几十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调整了生丝业，开辟了新的丝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