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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49 年》，《外交政策》，第 2 期（1968 年）， 第 124—129 页。
① 乔启明在 1925 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 15 个犯人，其中 5 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
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 30 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
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109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1 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 311 页。
① 《新无锡》，1932 年 6 月 4 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5 页。
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
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１９３７ 年春荒期间，
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
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
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②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
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③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
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④更多的是农
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１９３１ 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⑤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
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
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
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
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
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
形势恶化，①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
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
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
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
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
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
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
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
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
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
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
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
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
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
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 9 卷第 4 期（1937 年 7 月），第 125 页。
③ 同上，第 131 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6 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 17 页和《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4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第 110 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
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 18 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
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 13 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
第 82—83 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 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
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
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１．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
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
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
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
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 １７８９ 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
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
的。
２．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
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
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
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２０ 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
和武器与他们 １７ 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 ２０ 世纪的武器、运
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
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
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
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３．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
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
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
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
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
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
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
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①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
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
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
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
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
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
① 我从分析 17 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
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
民》，第 84－85 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 215—218 页（和
第 222—224 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 年》，第
5 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 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
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 页。
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
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
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
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
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
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
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湖南农民的行动
（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
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
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
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
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
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１９２７ 年秋
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１９２８
年 ３ 月，２０ 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
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
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
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２０ 年后，他们征服
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
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 １９２２ 年创建
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
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至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
①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第 35 页。
②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268 页。又见第 269— 270 页，更广泛地见第 264—280
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6 章；和周丹：《北伐》，第 194—198、203、227—228
页。
①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 32 期（1967 年 10—12 月），第 37—87 页；《农
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7 章。
② 《星火燎原》，第 1 集，第 431—433 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毛泽东 的崛起》，第 126 页注
16 引用。
③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2 页。
④ 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共产党；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认真
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 他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
员。关于彭湃入党时 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 年）：
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第 203—204 页。这篇论文是许多研究彭湃论
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
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