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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
后一个月，即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才正式成立）与已以“东特”委的简称渗透到他们
中小社会的真正政权分清。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
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说他们最终曾占当地党员的
８５％。但是，这 ８５％的决定权比 ２．５％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就这些知识
分子党员而言，他们则受“东特”指示严格控制。①
１０．地方的素质。这最后一项是疑问多于断言，但却不可回避，因为它提
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海陆丰地区（或东江地区甚至广东全省）是否具有某种
特殊的性质，使这些地区倾向于起它们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史上曾起过的先
锋作用？或者说，使海丰赢得“小莫斯科”声誉的大胆尝试是出自偶然的历
史形势吗？它也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发生吗？
很难把濒海的海丰县说成是中国内地的代表，但在许多方面，它真实地
反映了内地，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海丰和它的汕尾港，比内地省份一般
的县更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邻近香港（这里许多来自有“小莫斯科”之称
的海丰的逃亡者出身于该县历史上偶然的传教士居留地）增加了与外国人接
触的机会。这同样适用于广东全省，该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纵观第
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１９２５ 年）前的一个世纪，历史就已经突出并加
强了该省与其他各省绝不相同的创造力。广东的沿海位置与其特殊的历史传
统的结合，可能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同盟会也曾发现这
是一个进行颠覆活动的优越地带。
① 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 年》（未刊论文，华 盛顿及东南区域中国史讨
论会，1979 年 3 月），第 17 页。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38、787 页和附录第 217 页注 87。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
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
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
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
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
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
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
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
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①
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
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
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
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
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
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共产党
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
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
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
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
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
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两县居
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
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
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 １９２３
年，海丰大约有 ２０％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 ２５％，佃农占 ５５％。私人拥有
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短缺与人口最密集的
中国东部和东南部一样严重。总而言之，在 ２０ 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
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①
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
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 １９２２
年以后的行动（似乎与列宁导致十月革命胜利的行动（甚或更引人兴趣的是，
１９１７ 年初列宁藏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因
素。
然而，列宁不会不把彭湃的创造性成就判断为具有共产主义“幼稚病”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1004 页和第 1000—1014 页各处。 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
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vi、xi、
1、8 — 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 页和各处。
① 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 （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 1—146 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 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
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 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 以
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 60 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的特征。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彭被批评为“冒险主义”，特别是关于他为海
陆丰苏维埃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与中共的官方路线完全一致的（这时由
瞿秋白统治），而这条路线又由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认，并
于次月由广州公社说明。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的一致只不过肯定了共
产主义运动的每一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确定的总战略的依赖程度。但
是，彭湃在海陆丰执行极端主义的政策无需来自党中央的鼓励，上面提到的
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这些政策使苏维埃树立
了许多敌人，远远地超过了地主的队伍：他们包括从资产阶级到商号和店铺
被没收的零售商，甚至到丧失了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苏维埃不满足于树立
不必要的内部敌人，它还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敌人的军事实力。它对人民的数
量和力量（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被估计过高）的迷信意味着对必
不可少的军事准备的忽视。突然到来的失败使它的领导人（首先是彭湃）大
吃一惊。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付出了代价，他们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长矛和
土枪去击退机关枪和大炮是多么困难。①
彭湃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象征着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幼年
期。经验就是逐步排除共产党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
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
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
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简言之，党要根据在海陆丰早期开创性实验过程
中实际上已全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学习，并加以改进。
外地和以后
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够读到的在海陆丰苏维埃瓦解后
２０ 年中有关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资料。②一般说来，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的经验
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
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
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①但是，共产党抓住了外
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
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共产党人都
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 ３０ 年代后期，
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共产党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
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
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
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
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
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共产党人无疑是坚决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93 和 904 页。
② 见本书第 4 章（陈志让著）、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 13 章（苏珊 娜？佩珀著）。
① 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 年》。虽然我在这段中
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共产党农民运动的 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
心与共产党政权》是 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
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②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
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１９２３ 年在岳北（湖南
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
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
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
农会也消失了”。③大约 １０ 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
政治的波动而盛衰”。①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
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
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②无论到了什么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能够
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共产党的农民运动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
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③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
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
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
华北和西北的共产党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
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
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
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
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
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共产主
义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
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
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①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
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②农民也倾向于对苏
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
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
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
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
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③运动一旦起�